定性研究方法一直是社會學研究領域中比較重要的研究傳統,但并沒有一個主流的范式。例如,克雷斯韋爾就把定性研究分為生活史、現象學、扎根理論、民族志和個案研究等五大傳統(Creswell , 1998)。而且,在不同的時期,定性研究中的“主流”也不相同,例如,登青和林肯把北美的定性分析傳統發展分為“傳統”時期( 1990 -1950)、現代主義的黃金時期( 1950-1970) 、模糊時期( 1970-1986)、表達危機時期( 1986 -1990)、后現代主義實驗時期( 1990 -1995)、后實驗研究時期( 1995 -2000) 以及未來時期( 2000 以后) 等七個階段。

傳統時期的主流認識論是實證主義范式,現代主義和模糊時期的主流認識論是后實證主義,同時,釋義學、結構主義、符號學、現象學、文化研究和女權主義等流派也開始興起。眾多的范式導致了定性研究的表達危機,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之間相互轉向,文本和語境之間的界線逐漸模糊。到了后現代主義實驗時期,研究者開始尋求新的社會科學研究的評判標準,包括道德、批判、地方性等等準則。在不同的階段,定性研究的意義完全不同( Denzin &Lincoln , 2000)。

在這種復雜的研究歷史下,我們一般把定性研究理解為研究者走入具體的情境中,以一系列觀察和闡釋實踐讓具體的世界顯現出來。這些實踐把日常世界轉換成一系列經驗表象,例如,田野筆記、對話、照片、錄音、便箋等等,它們存在于各種經驗材料中,例如,個案材料、個人經驗、內省紀錄、生活史、訪談、器物、文化文本及其產品、觀察文本、歷史文本、互動文本和視覺文本等等( Denzin &Lincoln , 2000)。

眾多的材料雖然給研究具體社會現實帶來各種視角,但同時也給定性研究的分析帶來很大的困難。一種常見的研究態度即“拼裝匠”風格的研究( 列維-斯特勞斯, 1987: 22-23),包括方法拼裝匠、理論拼裝匠、闡釋拼裝匠和政治拼裝匠。方法拼裝匠在一個研究項目中動用所有現存可用的方法; 理論拼裝匠在不同的釋義理論傳統( 例如,女權主義、批判理論等等) 中不斷轉換視角,而非綜合和融合不同理論流派;闡釋拼裝匠認為研究過程是研究者的個人成長史、性別、社會階級、種族、民族以及研究地點中的人物相互作用的結果; 政治拼裝匠認為科學就是權力,所有研究發現均具有政治含義( Denz in &Lincoln , 2000)。

因此,定性研究注定是多種研究方法、視角、不同研究者和政治角力的集成,研究過程就是一個三角測量的過程,即通過不同的方法試圖對現象獲得深度理解。三角測量是驗證之外的一種研究策略,而非驗證方法,它把不同的方法、經驗材料、觀點和觀測者組合進一個研究,以增加研究的嚴謹、幅度、復雜性、豐富性和深度( Flick , 1998)。理查森甚至認為,三角測量并不能全面反映定性研究的形象,定性研究更像一個結晶過程,作者以不同的視角敘述一個故事。所形成的晶體不僅有外部世界的反射,而且具有內心世界的折射( Richardson , 2000)。

定性研究盡管面臨著“表達” 、“合法性”和“實踐”的三種危機(Denzin , 1997),但在過去的20 多年里,定性研究方法還是有了長足的進步,主要表現在以下六個方面:

1. 研究素材日益擴大: 除了傳統的參與觀察、深度訪談、專題小組訪談( focus groupdiscus sion) 之外,會話( conversation)、交談( talk)、電視( televis ion)、廣播( radio)、檔案( documents)、日記( diary)、敘事( narrative)、自( autobiography) 等社會過程中自然產生的素材,甚至社會學理論本身( 理論的形式化) ,也開始進入定性分析的視野當中。所有這些資料,不僅可以以文本的格式存儲,而且,圖像、聲音和視頻等新型的多媒體介質作為原始的分析素材,也日益成為定性分析的新寵。

2. 分析方法更加多樣: 定性方法的種類在最近的 20 多年中,更是有了一個質的飛躍。在比較傳統的、源自語言學的方法,如內容分析( content analysis)、話語分析( discourse analysis)、修辭分析( rhetoricalanalysis)、語意分析( semantic analysis)、符號學( semiot ics)(Vannini ,2007)、論證分析( argumentation analysis)、敘事分析( narrative analysis)、文化分析( Bal&Gonzales , 1999) 、知識域分析( domain analysis) (Hj  rland &Albrechtsen , 1995) 等方法之外,社會學家也創造出自己獨特的定性分析方法,如格拉澤和斯特勞斯( Glaser &Strauss , 1967;Strauss &Corbin ,1998) 的扎根理論( grounded theory)、海澤( Heise , 1988 , 1989) 的事件結構分析( eventstructure analysis)、拉金( Ragin , 1987)的定性對比分析( qual itat ive comparat ive analys is)、阿博特和赫里凱克( Abbot t &Hr ycak ,1990) 采用最優匹配技術的序列分析(sequence analysis using optimalmatching techniques)、埃布爾(Abel l , 1987)的形式敘事分析( formalnarrative analysis)、鮑爾和加斯克爾( Bauer &Gaskel l , 2000) 等人的語料庫建設(corpus construction)、阿特里德-斯特林(Att ride -Sti rl ing , 2001) 的主題網絡分析( thematic network)、海基倫( H?kkinen , 2000) 則把神經網絡( neural network) 技術應用到定性分析領域。所有這些研究的一個共同特征是,把定性研究方法向更加系統、更加精確、更加嚴格、更加形式化的方向推進( Kiser ,1997)。

3. 認識論基礎更加多元化: 現象學、釋義學和本土方法論( ethnomethodology) 的認識論,一直是定性分析的大本營,但近年來,實證主義也開始逐漸為定性分析所接納, 解釋( explanation)和闡釋( interpr etation) 之間,由激烈的對立關系逐漸演變為相互融合。

4. 研究過程更加透明、規范: 定性分析的一個主要問題在于闡釋過程中不可避免的主觀性,為了盡可能消除“解釋者偏見”( perspect ivistbiased) 和主觀選擇性( subject ive selectivity),定性分析開始遵循嚴格的程序模板(pr ocedural templates) 或程序規則( procedural regulat ions),并嘗試引入定量分析中的“信度”、 “效度” 、 “代表性”等概念,通過編碼和對比,再加上傳統的定性分析標準,如可解釋性( accountabi lity)、透明性( t ranspar ency) 和連貫性( coher ence),使得定性研究的過程更加規范、闡釋的結果更加客觀,研究的結論更加可信( rel iable)。

5. 研究過程更加有效率: 這主要應歸功于計算機輔助定性數據分析( CAQDA) 軟件的大量涌現。從上個世紀80 年代以來,定性分析過程的數字化和計算機化,已是一個不可逆轉的大趨勢( Dohan &Sanchez-Jankowski , 1998) 。這種發展趨勢與定性研究者的理論取向無關,不管其理論立場是實證主義、符號互動論,還是本土方法論,有些定性研究者在自己的研究中,開始采用計算機來輔助定性資料的分析過程。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已經有20 多種定性分析的軟件,分別隸屬于德國、英國、法國、美國等國家。其中有些軟件是國外研究機構的科研成果,可以免費使用,但比較成熟的定性輔助系統大多是商業軟件。

這些定性分析的輔助系統,不僅使得研究者從處理大量文字材料的繁復勞動中解放出來,而且能夠讓研究者共享他們各自分析的細節,從而改變了定性研究的流程和研究集體之間的合作方式。同時,由于采用數據庫結構,定性資料的管理也更加方便,這就為組織大型定性研究項目( 包括多個研究地點、多個研究對象、歷時的定性研究) 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越來越多的定性研究人員開始走出他們的搖椅,坐到計算機屏幕前,湮沒在訪談資料和故紙堆中的定性社會學家的形象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6. 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的結合更加緊密: 在定量分析方法的教材中,定性研究常常被看作是定量研究的前期準備工作,但定性研究者卻持完全相反的觀點,他們一般認為定性方法是自成一體的,可以完成從形成概念到檢驗假設的全部研究過程( Strauss &Corbin, 1998)。但在實際的應用研究中,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常常是交織在一起的。

例如,柯萊爾等人( Currallet al. , 1999) 在研究組織環境重要的群體過程時,通過內容分析把5年的參與觀察資料量化,然后用統計分析來檢驗理論假定。格雷和登斯滕( Gray &Dens ten , 1998) 在研究企業的控制能力時,利用潛變量( latent variable) 模型把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有機結合在一起。雅各布斯等人( Jacobs et al. , 1999) 在研究比利時的家庭形態對配偶的家庭勞動分工影響時,首先用定量方法對縱向調查數據進行分析,從定量分析的結果中,又延伸出對核心概念的定性研究。這三個研究分別代表了定量和定性方法相互融合的三個方向。

柯萊爾等人的研究代表著定性方法的實踐者試圖將定性數據盡可能量化的取向,近年來涌現出的處理調查數據中開放題器的編碼問題的工具軟件( 如Words tat , Smart text等,請注意它們都是由著名的統計軟件公司出品的處理定性資料的軟件),處理定性資料的計算機輔助分析軟件( 如Nvivo 、 MaxQDA 、Kwal itan 等) 也開始提供將定性資料轉換到常用統計軟件的數據接口,這些工具上的革新將加快這種趨勢的發展。

格雷和登斯滕的工作代表了“方法論多元論”取向,即在應用研究過程中,通過核心概念的測量模型把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結合起來。雅各布斯等人的工作則代表了一部分定量研究者對過度形式化的定量方法的不滿,并試圖通過定性方法加以彌補。在定量研究領域中,對“模型設定”( model specification) 問題的關注,是定量方法重新試圖返回定性研究這種取向的另外一種表現。

在國內,由于社會學恢復的時間還不是很長,我們有限的精力主要放在了定量方法的引進上,定性研究的引進和介紹都比較少。在福特基金會資助的方法高級研討班上,曾討論過一些定性研究方法。在定性方法研究方面, 也有少數專著,如袁方和王漢生(1997)、陳向明( 2000) 等人的教程。但總體說來,我們對定性研究方法還停留在初步介紹的階段,主要的介紹也局限在定性研究的研究設計和資料收集的階段上,對定性分析方法的介紹則沒有能夠反映出當代定性方法的最新進展。特別是在定性分析工具( 定性分析軟件) 的引進和研究上,基本上還是一個空白。雖然不乏一些出色的定性研究報告,但從方法研究上講,我們才剛剛開始起步。當然,我們同時還應當注意到,在歷史學領域中,我國對定性資料的鑒別、考據和分析,積累了大量的經驗和知識,這也應當是定性方法研究的知識來源之一。

二、定性分析的流派

嚴格說來,定性研究的分析起始于進入田野的第一天,不過,在這里,我們更關注資料收集之后的定性分析過程。在菲爾丁和李( Fielding &Lee , 1998) 看來,定性分析主要有三種流派。

第一種流派為分析歸納法。茲納涅茨基認為,基于大量個案的統計分析的“列舉歸納法”不是社會學研究的恰當方法,相反,社會學研究應當是基于少數個案的“分析歸納法” ,通過對這些個案的深入研究,獲得有關總體的一般屬性及其決定性關系,以及這些屬性出現的必要條件( Znaniecki , 1934)。由于分析歸納法強調命題的普適性,反例就顯得十分重要( Manning , 1982)。一旦出現反例,就需要對目前的命題進行修正,一般有兩種選擇: 一是重新界定待解釋的現象,使之和因果條件相合,或者使得反例不屬于待解釋的現象的范圍之內; 二是調整因果條件,使得所有個案,包括反例,均支持新的因果機制( Katz , 2001)。克雷西把這個過程歸納為七個步驟: 

( 1) 確定待解釋的現象; ( 2) 形成初步定義; ( 3) 形成一個工作假設來解釋現象; ( 4) 研究一個個案; ( 5) 詢問“這個個案中的事實是否符合初始假設” ; ( 6)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繼續研究第二個個案; 否則,考慮修訂現象的定義,或者修訂最初的工作假設;( 7) 重復第六步,直到所形成的理論能解釋所有個案( Cressey , 1953)。在這個研究過程的終點,研究者不僅需要對理論有清晰的描述,而且對理論的范圍及其適用情形也需要有清晰的界定。魯濱遜認為,分析歸納法存在一個邏輯悖論,它只能考察現象出現的個案,即只有滿足特定條件時,所研究的現象才會出現,但實際上還應當考察不滿足這些特定條件時,所研究的現象不會出現的情形( Robinson , 1951)。

第二種方法是基于編碼的方法。編碼的方法來自社會調查中對開放題器的處理, 40 年代擴展到處理半結構化的訪談材料,到60 年代格拉澤和斯特勞斯提出“扎根理論”而日臻成熟( Fielding &Lee , 1998)。大多數定性分析軟件的方法論框架是扎根理論( Glaser &Strauss , 1967;MacMillan &Koenig , 2004) 。扎根理論是一個不斷迭代的研究過程,其中,研究者在資料采集和分析、編寫便簽、編碼和理論建模之間不斷穿梭。但即使是在扎根理論的兩個奠基人( 格拉澤和斯特勞斯) 之間,如何進行“扎根”研究的主張也不盡相同( Bringer et al. , 2006) 。格拉澤更強調扎根理論研究過程中的“突生”屬性,新概念和新思想從經驗資料中慢慢地浮現出來,其最終的結果不一定是一種理論( Glaser , 1992); 而斯特勞斯則強調扎根理論中分析結果的理論取向和分析過程的形式屬性( Strauss &Corbin , 1990 , 1998) ,前者被格拉澤看作是“強迫”而不是“突生” ,后者則被批評為是為研究者開“包醫百病”的靈丹妙藥。

第三種方法是基于言語的方法,受語言學的影響較大,包括框架分析、敘事分析、會話分析和話語分析。框架分析試圖分析所有敘事后面的世界觀和基本假定( Goffman , 1974) 。敘事分析,即通過被訪者編故事、講故事的方式,來考察他們對自己及其世界的詮釋。這種敘事是特定社會、歷史和文化語境的社會產物。每一個故事都是一個詮釋裝置,人們透過它而編織了自己以及自己和他們之間的關系( Herman&Vervaeck , 2005)。會話分析把日常交談看作是社會互動的一種形式,它分析的對象是自然發生的言語溝通, 具體方法包括轉錄、措辭( ut terance design)分析、語序分析、謙讓分析( next turn analysis)等( Nofsinger ,1991;Sacks &Jefferson , 1992;Psathas , 1995;Hutchby &Wooffitt , 1998)。話語分析是對會話分析的批判,這種方法認為,會話是發生在一種社會和文化背景之中的,只有關注到話語和對話之間的聯系,我們才能理解會話的意義。它本身具有不同的分析風格,例如,語言學風格、本土方法論和社會構建論風格、福柯風格和批判話語分析。

以上分析流派多以建立社會學理論為取向。此外,還有一些定性研究的取向是文本本身,一般把這類分析稱為“內容分析” ,例如文本中的主題、關鍵詞及其頻次、關鍵詞之間的關聯等( Fielding &Lee , 1998)。

所有這些分析流派在文本的細節性、分析的主觀性、材料的復雜性、分析對象的格式( 文本、圖像、聲音或視頻) 、研究的主題( 探索“如何”或“為什么”等問題)、研究者和情境的關系、研究的最終產品( 假設或深描)、研究過程所需要的時間和精力等方面,均有所不同。因此,計算機所能夠起到的作用也有所不同。

對于不同的定性研究和分析流派,計算機的輔助功能是不同的。總體說來,對于定性研究而言,計算機化的好處并不像定量研究那樣明顯。對于內容分析、符號分析等基于語言學的定性研究方法,人們對計算機的輔助作用的評價普遍較高( Mehmetoglu &Dann ,2003)。當定性分析策略基于編碼—檢索的扎根理論框架時,定性分析輔助軟件的好處顯而易見,研究者管理資料的效率和系統性均有很大提高,對不同定性資料的處理的一致性也有明顯增加。但是,對于話語分析、個案研究和敘事分析, 定性分析輔助軟件的作用則比較有限( MacMil lan &McLachlan , 1999; Ezzy , 2002) 。

但即使是這樣,使用計算機輔助定性分析的定性研究者也不是很多,造成這種情形的原因有很多。一般來說,定性研究者對于計算機輔助的定性分析的態度是負面的。在他們看來,流行的定性分析方法是以犧牲解釋社會行動的重要社會因素為代價的一種“重解釋、輕闡釋”研究取向。但實際上,無論研究者采取何種方法論流派( 實證主義、符號互動論、本土方法論),何種具體的定性方法( 話語分析、民族志、框架分析、扎根理論),定性分析軟件都能幫助定性研究方案的順利進行( Dohan &Sanchez-Jankowski ,1998)。不過,需要強調的是,定性分析軟件不是方法本身,而是輔助定性分析的一種工具,一種組織和管理原始資料的工具。使用定性分析軟件也不必然意味著更好的定性分析結果( MacMillan &Koenig , 2004)。

對定性研究過程的計算機化,還有來自認識論立場方面的阻力。一種觀點認為,計算機輔助的定性分析軟件通過使用實證主義的修辭,通過使定性研究過程顯得更嚴格、更客觀來建立自己在定性研究領域中的正統性,從而把定性研究過程引入實證主義的泥沼,排斥其他可能的分析策略,如話語分析、個案研究和敘事分析,仿佛編碼和檢索是定性分析的惟一途徑( Coffey et al. , 1996;Dohan &Sanchez -Jankowski ,1998)。更重要的是,在定性研究的合法性和表達性危機之中,計算機輔助的定性分析軟件把自己置身于爭論之外。后結構主義、文化理論和女性主義把定性分析輔助軟件的這一立場看作是為“傳統”的定性研究護法而加以抵制( Denzin &Lincoln , 2000; Ezzy , 2002)。

經濟成本是阻礙定性研究計算機化的又一個障礙,并不是所有研究者均有經濟能力負擔計算機化所要求的軟件、硬件和技術服務成本。埃齊建議在選擇CAQDA 時考慮分析策略、數據格式、分析任務、硬件條件和學習時間等五個方面的因素(Ezzy , 2002)。

研究者對技術的態度也是一個重要因素。巴里的研究表明,在研究者中間存在一個“技術盲”圈子,對技術的不信任和誤解在這個圈子中形成并擴散( Barry , 1998)。麥克拉蘭等人認為,這是計算機輔助的定性分析沒有在市場研究領域流行的主要原因之一( Maclaran &Catterall , 2002)。

在麥克米倫和柯尼希看來,扎根理論是定性研究方法中傾向于實證主義的一種流派,它強調通過比較的過程而生成理論,盡管沒有初始假設,但研究者不斷從經驗材料中尋找證據來否定自己的研究結論,直到達到最終的結論。由于沒有方法的約束,研究過程是編碼、概念和范疇三者之間的一個漂移過程( MacMillan&Koenig , 2004) 。這種扎根于經驗材料的方法論,并不是所有定性方法流派所推崇的。例如,在民族志中, “像土著似的” (going nat ive)也不是一種值得推薦的態度( Hammersley &Atkinson ,1983)。在建構主義看來,理論概念也不是來自經驗材料(Luhmann , 1990)。批判理論也把歸納性的理論建構途徑看作是一種“咒符”( MacMillan&Koenig , 2004)。因此,分類和編碼并不是定性分析,分析軟件也不可能是理論建構的替代品。

( 一) 優勢

定性分析軟件的優勢在于提高資料分析的效率和深度。雖然計算機程序并不能直接對定性資料進行分析,但它們可以作為研究者把握紛繁瑣碎的定性材料的好幫手。

在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中,編碼的含義不同。前者是把被訪者的答案轉換為邏輯上互斥、范圍上窮盡的選項,并賦值相應的數字,后者是從經驗材料和現存理論中形成概念或范疇的過程。輔助編碼是計算機輔助分析的最大優勢。

計算機輔助的定性分析過程,有助于研究者盡快熟悉資料,利用軟件的自動編碼功能,研究者可以較系統地考察那些被自動編碼的段落,這樣,一旦有資料,就可以進行編碼工作,分析過程可以和資料收集過程并行。這種拖網式的編碼過程會產生大量的代碼,定性分析軟件可以幫助研究者簡化代碼。首先是減少代碼數量,其次是圍繞主題組織代碼。代碼的定義既可以來自原始資料,也可能來自現存的理論。借助于計算機,代碼界定的過程就是一個不斷修正和迭代的過程,這比手工操作具有更大的優勢。而且,軟件的檢索功能也大大提高了研究者編碼過程的前后一致性,代碼之間的關系也更容易被發現。代碼的修正過程也可能借助于程序而得以保存,成為一個記載所有代碼特征的“編碼簿( Fielding &Lee ,1998) 。

和手工相比,使用計算機編碼所耗費的時間更多。初始編碼框越靈活,研究的歸納傾向越強,使用計算機編碼的時間越早,研究者就越有可能浪費時間和精力( Ezzy , 2002)。為了避免這種情形的出現,埃齊的建議是,先反復閱讀轉錄材料或其他文獻,做一些邊注,高亮和研究問題相關的段落,等到出現清晰的主題和初始的編碼框時,再在計算機上進行編碼操作( Ezzy , 2002) 。

布斯通的經驗是,在引入第一個文件之前,先利用訪談提綱、文獻中的概念建立一個索引或初始編碼框,然后,把這個編碼框輸入定性分析軟件。然后,在導入原始文件后,逐段閱讀原始資料,給與研究問題相關的每一個段落編碼。隨著看問題的角度的變化和新思路出現,相同的段落也可能出現不同的編碼。這樣,隨著研究的進程,原初的編碼框擴大了十幾倍。他再利用軟件的自動編碼功能進行“回溯性”編碼:當研究中出現新的問題時,研究者可以利用新代碼對已經編碼過的段落進行檢索,從而發現和新問題相關的段落( Buston , 1997)。

計算機輔助的編碼過程的一個副效應是產生過多的代碼。在計算機屏幕下,原始材料的細節得到更多的關注,而且,編碼變成了一種流程,留給闡釋代碼的理論意義的時間變少。這樣,很容易產生思路的偏離,形成一些和研究問題不相關的代碼。因此,編碼過程和編碼框的修正應當同時進行,而且,應不時記下一些便簽,反思一下編碼和研究問題之間的聯系,以及原始資料出現的歷史、社會和文化背景( Ez zy ,2002)。目前,有些定性分析軟件已經能夠整合便簽和編碼功能,從而讓定性分析的美學①、反思方面和探索性的編碼過程結合在一起。布斯通發現,在大型定性研究中,便簽功能有助于定型最初的想法,鑒別出有意義的個案,形成初步的理論雛形(Bus ton , 1997)。為了避免產生冗余代碼,我們需要一個中止編碼的標準。例如,斯特勞斯等人提出的“理論飽和度”( St raus s &Corbin ,1998)。只有有足夠的新思想、新觀點,讓研究者能夠就所考察的問題有發言權即可。

一旦完成煩瑣的編碼工作,計算機輔助的定性分析軟件就可以大大提高研究者的創造力和研究興趣,這得益于定性分析軟件的兩個功能: 檢索和資料管理。大多數定性分析軟件可以把一個代碼的所有原始材料集中在一起,從而方便研究者對一個問題進行考察。例如,在研究“失業”的類型時,埃齊把所有描述失業的段落編碼為“失業事件” ,然后,通過檢索把所有材料集中在一起,歸納出“悲劇敘事”和“英雄敘事”兩種對失業的反應類型( Ezzy , 2000)。但在定性研究中,兩個代碼的同時出現并不說明任何問題,選擇性檢索也不是一種假設檢驗( Ez zy , 2002)。檢索出來的文本的意義,還有待于研究者的詮釋。同時,借助于計算機,定性研究者可以更有效率地管理更多的定性材料。這樣,研究者就可以“更有組織、更系統地構建理論”( Buston , 1997)。

簡言之,借助于計算機,定性研究者可能獲得以下的優勢: ( 1)更容易發現紛繁的定性材料中的隱含模式。程序中的復雜檢索功能可以幫助研究者發現定性資料中的潛在模式,盡管它不能替代研究者去闡釋這些模式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2) 更清晰地界定概念。發現概念原型以及概念之間的關系是計算機所無法替代的,但是管理這些范疇、概念、以及概念和原始資料之間的聯系、概念和概念之間的聯系則是計算機程序的長處。( 3) 展現概念之間的關系。定性分析輔助軟件對概念網絡的圖示功能,可以把代碼之間的關系以圖形表示出來,從而讓研究者或者讀者直觀地把握研究的理論模型。

( 二) 弱勢

定性分析軟件在提高資料分析的效率和深度的同時,也帶來一些問題,例如,把定性分析轉換為定量分析的誘惑,對定性資料的時間方面和語言方面分析上的困難, 沒有其他選項等等( Fielding &Lee ,1998)。而且,定性分析軟件也容易使定性資料失去語境,通過把大量資料肢解成不同的段落,并把這些段落及其代碼關聯,失落詮釋這些段落的總體參照系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Ezzy , 2002)。正如邁爾斯和休伯曼所指出的,定性資料的特征在于其“豐富性”和“整體性” ,以及其揭示現實的復雜性的潛能( Miles &Huberman ,1984)。正是這些屬性,讓我們能夠對所考察的對象進行“深描”,即通過詳細的背景信息,讓被描述的事情之間的關系,在更廣的文化模式和意義下,顯得合情合理,這種生動的、嵌入在真實情境中的深描,會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 Geertz ,1973; 格爾茲, 1999) 。當借助于計算機軟件進行定性分析時,代碼就有可能替代語境,成為分析的中心,這樣,能夠讓代碼凸顯的意義結構就消失了( Ezzy , 2002)。而且,這種喪失情境的原因不在于編碼的復雜性,而在于編碼的過程本身。給段落編碼并通過檢索把相關段落組合成一個復合文本,這種操作過程把編碼段落和詮釋總體割裂開來,從而把深描變成狂草。深描不僅要求不同段落之間的比較,而且要求關注段落和語境之間的聯系( Mason , 1996)。

計算機輔助的定性分析的第二個弱點是把數據和分析隔離。有時候,研究者只能采用一種“率直歸納法”的態度,對于定性資料,不是采取一種文化和理論的取向,而是一個經驗取向,形成的理論概念( 代碼)和日常語言之間沒有多大差別( Carmel , 1999; Ezzy , 2002)。

最后,計算機輔助的定性分析還容易使研究者產生一種對技術的盲從態度,以為計算機可以替代人們的思維,從而產生誤用。為了防止誤用計算機輔助的定性分析方法,我們需要明晰分析原則和評估標準。扎根理論的評估標準可分為兩類: 基于分析過程的和基于分析結果的。在斯特勞斯和科爾賓看來,過程評估標準包括: 抽樣細節、引發突生概念的事件、主要范疇的識別、不同范疇之間的關系、理論抽樣、反例、突生的核心范疇; 結果評估的標準則包括: 概念來自資料、概念系統性地與范疇相關聯、具有概念深度( St raus s &Corbin , 1990 , 1998)。

在這里,我們需要澄清一個流行的誤解。這一誤解和下列問題關聯: 定性研究的結論具有多大程度的概括性? 換言之,定性研究的結論是否可以推廣到個案之外的場合? 傳統的觀點認為,定性研究不具有推廣性,其背后的標準是“經驗概括” ,即樣本特征和總體特征之間的吻合程度。為了確保這種吻合,就需要樣本對總體具有“代表性”。但實際上,概括分為“經驗概括”和“理論概括”兩種,在經驗概況中,最常見的是統計概括,即通過嚴格的抽樣程序,計算從總體到樣本的概率,確保樣本對總體的代表性。但統計概括的弱點是,只有當總體是已知且有限時,統計推論才是恰當的。換言之,所有統計結論只適用于調查抽樣框所確定的總體,而不能應用于樣本所可能推論的總體之外。這顯然不是科學研究所期望的狀態,從某種意義上講,科學研究更感興趣的是尚未發生的總體狀況( Sharp , 1998)。

雖然經驗概括可以判斷樣本特征和所涉總體特征之間的對應關系,但它不能解釋變量之間的關系。例如,它可以推斷,樣本中的兩個變量之間的相關關系同樣也可能出現在總體中,但不能確定這種相關關系是否為因果關系,或者說,它不能確定這種相關關系背后的機制。理論概括是有關一類現象中的不同要素之間邏輯關系或必然關系的推斷。進行理論概括的方法可以是分析歸納法( Znaniecki , 1934),或是扎根理論( Glaser&Straus s , 1967), 或是基于先驗的抽象框架或命題( Mitchell , 1983)。夏普把這兩種概括之間的差異簡化為: 理論概括關注“為什么”問題,經驗概括關注“什么”問題,前者設定變量之間的邏輯或必然關系,后者設定變量之間的事實或偶然關系( Sharp , 1998)。

正如麥克米倫和柯尼希指出的,定性分析軟件本身不是方法,定性分析也不是把資料整理成定性分析軟件中的不同等級的范疇,扎根理論也不是資料和理論之間紐帶的合法性理論,研究者才是資料分析和理論建構的最終決定者( MacMillan &Koenig, 2004)。就評估標準而言,定性分析軟件常誤將“信度”標準當作“效度”標準。分析的嚴格性被看作是不同分析者之間從相同材料中獲得相同代碼的概率,而不是在既定研究范式中對經驗材料的準確把握( MacMillan&Koenig , 2004) 。

需要指出的是,定性分析軟件也不是定性分析方法發展的惟一途徑( MacMillan &Koenig , 2004)。在定性研究中,引入分析軟件本身也給定性研究帶來新的影響因素,包括分析程序的功能、復雜性、研究者學習和操作這些軟件所遭遇的困難( MacMillan&Koenig , 2004)。例如,凱勒就把定性分析軟件的作用限定在“數據存儲和檢索”范圍之內,而不把它們稱為“分析工具”( Kelle , 1997)。

另外,在使用定量分析軟件時,我們和國外的同行處在同樣的環境中,我們處理的對象都是數字化的變量。但在處理定性資料時,我們卻面對不同的語言材料。因此,為處理英文或其他語言資料而研發的定性分析軟件,不一定適合中文環境。關于這方面的情形,請參閱本次研究對定性分析軟件的中文兼容性評估。

在對待定性分析軟件的態度上,就像對待任何一種新技術一樣,盲目拒絕和一味迎合都是不可取的態度,相反,我們應當正確認識其優劣,并結合自己的具體研究問題靈活加以應用。更重要的是,隨著計算機技術的更新,定性分析和研究過程也會因為新技術的發展而出現新的機會,例如,大型團隊的合作定性研究有了技術可能,匯聚眾多定性資料的“語料數據庫”( 例如,英國的 ESDS Qualidata、美國的TalkBank ) 建設也給研究者帶來資料共享、框架借鑒和學問上相互砥礪等機遇。而把握這些機遇的一個前提是對定性分析新技術的適度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