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傳播思想史的敘事中，連續與斷裂始終相伴而生。前者意味著傳統與學派的形成，后者意味著范式革命。二者的關系是傳播思想史研究中的重要議題。帕克被公認為傳播研究芝加哥學派的關鍵成員，而且是其中對傳播與新聞現象做過深入研究的學者。但是建構了傳播研究芝加哥學派的凱里對帕克的理論貢獻與地位卻含糊其辭。凱里為了建構統一的芝加哥學派，忽略了帕克與其他人之間的斷裂；他建構了芝加哥學派與哥倫比亞學派的對立與斷裂，卻忽略了帕克與后者間的某種連續性。打破凱里建構的芝加哥學派神話，有助于我們關注帕克理論中被忽略的部分，尤其是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對傳播的解讀。

一、傳播研究史的話語爭奪

正如詹姆斯·凱里所說：“大眾傳播研究史作為一個研究領域，最近才出現，而且并不是什么熱門題目?！庇捎趯@段歷史的敘述才剛剛開始，研究者們總是希望得到一個線索清晰、邏輯連貫、因果完整的標準故事。更重要的是，通過學科發展史的建構，還可以實現其他目的，比如論證學科的正當性、提高某一范式或學派的重要性、整合本領域的不同方向等。因此，學科史與學術思想史便自覺或不自覺地成為政治的角力場。支持或者反對某個敘事，都可能因為追求雄辯有力與連貫的邏輯，而強化同一個話語結構，將學科的發展視為某種必然的結果。

要跳出單一的學科史敘事結構，首先要對學術思想史的元敘事保持反思。傳統學科史宏大敘事的強大之處就在于，一方面將不符合主流敘事模式的特例邊緣化，另一方面又以含糊其辭的方式，將其收編、重新包裝，形成連續的敘事。和前一種情況比起來，后一種情況更難以覺察。因為這些特例并沒有被排斥，而是經過某種既有的話語結構的加工，被選擇性地重新詮釋，回避與這一話語結構矛盾之處，貼上黑白分明的標簽，使得那些曾經存在的矛盾與沖突煙消云散，世界呈現出整齊的秩序感。

要打破宏大敘事的霸權，首先要打破現有的界線分明的分類體系。為此可以采取“陌生化”的策略，懸置成見，將這些“特例”從“共識”和“傳統智慧”中解放出來，恢復它們被人為歸類前所具有的模糊、充滿歧義、令人難以抉擇的狀態。讓那些黑白分明的界線之間的灰色部分重新發言，打破既有秩序，暴露矛盾與沖突，幫助我們反思原有分類體系的武斷與局限，看到一種完全不同的學科敘事。

具體到傳播研究，主流宏大敘事雖然歷史不長，卻異常頑固。這一敘事在傳播學的起源問題上以拉斯維爾、拉扎斯菲爾德、勒溫、霍夫蘭這“四大奠基人”形成學科的主流敘事。在學科發展歷程上以經驗量化的效果研究為中心，將傳播研究分成三個階段。一是效果研究的史前階段，大致存在于20世紀初期，認為大眾媒體具有強大效果的“魔彈論”“皮下注射論”占主導地位。第二階段從20世紀30年代末開始，以拉扎斯菲爾德為首的哥倫比亞大學應用社會研究中心的學者們仿效自然科學運用實證量化研究方法，對大眾媒體的傳播效果進行了檢驗，結果發現之前的“魔彈論”根本站不住腳。大眾傳媒在改變態度和行為方面并沒有太明顯的效果，起關鍵作用的是接觸大眾傳播之前，人們在基本群體與文化社群中形成的既有態度傾向。此外，個人的選擇和人際傳播的影響進一步削弱了大眾傳播的影響。因此大眾傳播充其量只能強化已有態度，很難從根本上改變它。第三階段則是第二階段的改進與發展，效果研究的傳統在修正了傳播效果的定義的同時，采用了更精確的調查方法，從而發現大眾媒體在某些條件下，對受眾的認知會產生較強的效果。上述大眾傳播研究史敘事招來諸多批評。除了歐洲學者對其中排斥了批判研究的傳統有所不滿外，美國本土的研究者也認為該敘事斷章取義、以偏概全，對美國傳播研究做了單向度的詮釋。其中最有影響的批評來自詹姆士·凱里，他提出要恢復美國傳播研究中芝加哥學派的地位，重新接續薪火，將其發揚光大。

凱里的批評引起了傳播學界對于芝加哥學派的重視，為傳播研究找到了新的思想資源。他重新鉤沉了杜威、米德、庫利和帕克對于傳播問題的論述，認為他們曾創立過一個與后來的哥倫比亞學派量化效果研究完全不同的傳統。這個傳統將傳播與自我的形成、共同體的建立乃至民主的實現聯系在一起。它不像后來的哥倫比亞學派僅局限于研究大眾傳播對個體心理的直接影響，而是更注重傳播對于自我身份、社群、文化等因素的長期、整體的影響。凱里關于芝加哥學派的文章正式發表于1996年，但是他的這一看法由來已久。在他的指導下，早在1975年，貝爾曼就完成了有關芝加哥學派傳播思想的博士論文，這也是迄今為止英語世界中唯一討論這一主題的專著。另一位凱里指導的博士切特羅姆撰寫了題為《傳播媒介與美國人的思想》的博士論文，并且正式出版。普里認為，盡管此書寫于25年前，但是到目前為止，仍然具有啟發性，并在觀點與檔案挖掘方面是結合得最好的傳播史著作。

可是也有不少學者指出，凱里為了與所謂“標準的歷史”相對抗，自己也墮入了他所反對的宏大敘事的結構之中。他過于匆忙地將20世紀初期彼此沒有那么緊密聯系的社會學家、心理學家和哲學家組成一個看似觀點一致的學術共同體。不僅如此，凱里還建構了芝加哥學派的精神領袖約翰·杜威與效果研究傳統的開創者沃爾特·李普曼的對立與爭論，而其實二者并沒有發生過直接沖突。

普里是第一個明確提出凱里建構芝加哥學派神話的人，國內學者方師師、於紅梅也對此做了進一步分析，可是他們都沒有為論斷提供確鑿的證據，沒有說明凱里所建構的芝加哥傳統的傳播研究史問題究竟出在哪里，沒有說明他在建構的過程中是如何處理那些不符合自己需要的個人及事件的。凱里提供了一個學派崛起的輝煌描述，但是對芝加哥學派的衰落卻避而不談。除了研究者們提到的外部因素以外，芝加哥學派的傳播思想在全盛時，是否同時種下了衰落的種子？在他為了自己的需要解讀芝加哥學派的傳播思想時，是否也把那些導致其衰落的因素也一并回避了呢？在突出芝加哥學派與哥倫比亞學派對立的同時，凱里是否回避了兩者之間的相似性？以下將以芝加哥學派傳播研究的核心人物帕克為突破口，試著解答上述疑問。

提起芝加哥學派，大多數人恐怕不會首先想到傳播研究，而是會想到以主張自由市場為特點的經濟學芝加哥學派，或以城市研究、社群研究、質化研究為特征的社會學芝加哥學派。傳播研究的芝加哥學派，或更準確一些，芝加哥學派的傳播思想，是后人重新闡述的產物。在這些成員進行研究時，傳播學科尚不存在，甚至沒有人把傳播研究作為一個明確的領域。而當時芝加哥大學卻有美國第一個社會學系，也擁有經濟系。被列為傳播研究芝加哥學派的學者和另外四位被施拉姆稱為“傳播學奠基人”的學者一樣，并不是為了研究傳播而研究傳播，只是因為其他課題偶然經過了傳播研究的十字路口。

更有趣的是，傳播學界對于誰屬于芝加哥學派，芝加哥學派的核心主張是什么，也沒有達成共識。貝爾曼重點研究了四個人：杜威、庫利、帕克和伯吉斯。切特羅姆重點討論了庫利、杜威和帕克。凱里的論文中著重提到了杜威、米德、庫利與帕克。羅杰斯的《傳播學史》里提到的人比較多，但是重點論述的人物是庫利、杜威、米德和帕克。

從上述關于芝加哥學派的研究來看，杜威、庫利、帕克是公認的傳播研究芝加哥學派的核心人物，米德的身份有一定爭論，但提及率僅次于前三者，可算是主要成員。從社會網絡分析的角度來看，杜威無疑居于中心，所有人都與他有最直接的關系：庫利和帕克是他在密歇根大學執教時的學生(前者還和他屬于同一俱樂部)，米德是杜威在密歇根大學的同事，后來又被他推薦到芝加哥大學任教。從地理位置上來看，這四個人的交集產生于密歇根大學，庫利終生在密歇根大學任教，與芝加哥大學并無直接關系。因此這個小團體稱為“密歇根學派”遠比“芝加哥學派”更準確。只不過芝加哥大學當時得風氣之先，尤其是帕克主持下的社會學系在美國基本上處于一統江湖的地位，遂約定俗成。

在芝加哥學派四個主要成員中，帕克的位置頗為特殊。杜威、米德和庫利雖然也討論傳播問題，但是他們都未有過媒體從業經歷，主要從哲學和心理學基礎理論的角度，思辨地和抽象地討論傳播問題，強調傳播對于自我形成和社會形成過程中的基礎作用。他們三人并不是社會學芝加哥學派的典型，偏好思辨而不是經驗研究。帕克則不同，他有11年的報紙采編從業經驗。他的傳播和新聞的研究主要是經驗性研究，基于大量的質化材料與實際調查。而且帕克是四人之中唯一專題研究過傳播和新聞問題的人，不僅寫作了《報紙的自然史》《作為知識的新聞》等論文，還撰寫了一本專著《移民報刊及其控制》?？梢哉f在芝加哥學派的幾位核心人物中，帕克是在新聞傳播問題上用力最勤的一位。

但是有趣的是，當提起傳播的芝加哥學派時，帕克又恰好是最尷尬的一位學者。帕克的名字毫無懸念地被列入傳播研究芝加哥學派的名單，但另一方面他的觀點卻很少被提及。最早“重新發現”并不遺余力地推廣傳播研究芝加哥學派的凱里在介紹芝加哥學派時，提及最多的還是杜威的傳播民主論、傳播儀式觀，米德的象征性互動以及庫利的“鏡中我”、基本群體等觀念，關于帕克的學術貢獻及觀點卻語焉不詳。他順便提到帕克時是在“傳播創造社群”的基本論點下，認為帕克提出了一個與其他幾位學者不同的看法。和杜威、庫利等把大眾媒體看成是創造公共生活的觀點不同，帕克提出了媒體也可以成為沖突與競爭的場所，因此各方勢力都要控制媒體。且不說凱里沒有全面地總結帕克的貢獻，僅就他所涉及的這一點，也只做了片面解讀。

同樣的問題存在于切特羅姆的著作《傳播媒介與美國人的思想——從莫爾斯到麥克盧漢》之中。羅杰斯的《傳播學史》是上述幾部傳播學史中給帕克篇幅最多的一個，但是卻主要集中在他的生平與社會實踐，真正論述其傳播思想的，只有一頁多，和其他幾位芝加哥學派的大師比起來，基本談不上有什么實質內容。帕克的傳播研究在學界似乎也未得到認可。他唯一一本獨立完成的學術專著是《移民報刊及其控制》。但是正如胡翼青所觀察到的：“這本書卻很少出現在社會學思想史的視野中。在社會學界，似乎帕克的論文集《城市社會學》和經典教材《社會學引論》更受青睞和抬愛。”

為什么帕克的名聲與傳播學術研究如此不相稱？為什么他生前唯一一本正式出版的獨立署名的學術專著《移民報刊及其控制》在傳播研究史中提及的多、評論的少？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凱里版本的芝加哥學派中帕克被塑造成一個配角？

當然，帕克本人并不是一個學者型教授，他的興趣主要不在著書立說，而在于教學與實地調查。但這并不是凱里版本的芝加哥學派忽視帕克的唯一原因。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帕克身上具有許多與凱里眼中的芝加哥學派迥異的特質。正是這些特質，使得傳播研究向著凱里所不愿意看到的方向發展。換句話說，正是在凱里認為連續的地方存在斷裂，而他認為存在斷裂的地方其實具有連續性。

凱里所建構的傳播研究的芝加哥學派確有勉強之處。這些成員具有一個核心人物(杜威)，但是他們之間因為研究的旨趣不同，并沒有形成一個小圈子，尤其是帕克。他與其他三位思辨型的學者相比，主要興趣在于運用經驗性材料，探討在現代城市中如何消除不同文化社群之間的沖突，實現文化與身份的整合。

帕克對于群體行為的關注由來已久，他在德國求學時完成的博士論文《群體與公眾》已顯示了這一學術興趣。其后他長期研究的種族、移民問題都是這個早年題目的繼續。在歐洲，他受到了西美爾等人的影響，對于現代性問題尤其敏感。城市帶來了現代生活方式，但同時也將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連根拔起。移民在進入城市后，力圖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維持對外封閉狀態，缺乏對城市和國家的認同感。與此同時，現代城市生活方式又令這些移民無法退回鄉村或原有的文化之中，傳統的道德約束正在解體，新的道德約束又未完全建立，導致群體沖突與社會無序。這些現象，正是帕克研究的起點。他的專著《移民報刊及其控制》集中體現了上述旨趣。

與其他三位被確定為芝加哥學派的學者不同，帕克的這一研究具有對策研究的特征。在這本書原版前言中，明確表明該書是由紐約卡內基公司提供資金。帕克在這本書中，忠實地遵循了基金會的要求，沒有抽象地討論理論問題，而是使用了大量的經驗材料，描述了移民報刊的現狀及其興起的原因。該書由四個部分構成，分別是“移民報刊的土壤”“外文報刊的內容”“移民報刊的自然史”和“對報刊的控制”。從研究的角度來看，最具有學術性和理論性的是第一部分。這一部分討論了移民報刊為什么會繁榮的問題。第二、三部分基本只是現象描述與原始資料的展示。最能體現基金會影響的是最后一部分——“對報刊的控制”。這一部分突然偏離了之前學術的、中立的語態，充滿了以美國為中心的民族主義。帕克寫道：“控制”任何報界的念頭都會讓言論自由的熱愛者厭惡。然而不可否認的是，許多中介機構和利益集團基于敵視美國的目的，已經成功地嘗試去控制移民報界。如果誠實的和忠誠的美國人拒絕在此事上采取任何步驟的話，他們就會將其潛在的控制權拱手讓給不那么規矩的人。

正如胡翼青評論的那樣，帕克“摒棄了歐洲傳統知識分子的理性主義學術立場，將學術與日常社會生活更緊密地結合在了一起，成為了一位典型的專家型知識分子”。帕克的移民報刊研究明顯有為社會管理者提供對策的目的。他把移民報刊看成是消除移民文化所帶來的社會不安定因素的重要手段。他對于社會秩序相當看重，以至于把城市與鄉村對立起來，制造了一個可疑的二元對立：前者是失序，后者是有序。仿佛只有恢復田園牧歌式的傳統小城鎮或農村的秩序，才是城市生活的理想狀態。對一元秩序的崇拜使他在移民問題上喪失了對個人自由或社會正義的基本敏感。對于那些通過移民報刊阻礙實現這一目標的協會、政治組織，他都表示了相當的敵意。當然，與后來更具有行政管理取向的對策研究不同，帕克對于移民報刊的研究是為了服務于他視為神圣不可侵犯的抽象的國家和社會秩序，在那一代人中這是一種普遍存在的樸素感情，多數人對此還缺乏反思。但不可否定的是，把“社會的問題”凌駕于“社會學的問題”之上，開啟了之后在哥倫比亞大學拉扎斯菲爾德手中發揚光大的“管理研究”(administrative research)的大門。后者的旨趣與方法卻正是凱里要反對的，也是他重新祭出芝加哥學派以拯救美國傳播研究的主要目的。

然而，帕克畢竟沒有把自己的角色定位于政府的智囊。他認為社會學研究應該是客觀的、價值無涉，不能受到研究者本人道德評價的影響，并且他主張將社會學家與社會工作者區分開。社會工作者致力于社會改良，而社會學則不受直接解決社會問題的影響。既然帕克如此看待專業的學術研究，為什么又會在移民報刊研究中，越過自己曾劃定的“不直接解決問題”的紅線呢？答案恐怕還要在帕克的學術思想的基本理念中尋找。

芝加哥學派的精神領袖杜威對社會與民主都存有一種多數知識分子所不具有的樂觀精神，其根本原因在于他深受進化論的影響。他對于社會進步的烏托邦式的信仰，構成了美國進步主義運動的精神底色。他的學生帕克也繼承了他的這一基本理念，以至于把城市比擬成自然世界，提出了“社會生態學”的概念來解釋城市社區的形成與發展。

帕克吸收了進化論者斯賓塞的“區位秩序”與孔德的“道德秩序”學說，提出從區位秩序到道德秩序之間，社會要經歷四個過程：競爭(competition)、沖突(conflict)、適應(accommodation)、同化(assimilation)。他將這四過程理論應用于種族沖突、移民與城市結構的研究之中。這四個社會過程的總結具有較鮮明的進化論色彩，仿佛群體之間從沖突到整合是一個自然發生的必然過程。它是從無序向有序的邁進，從低級沖突到高級整合的進化。按照這一解釋，城市的移民群體從不適應、沖突到最后融入美國社會，也是一個必然的過程。因此帕克認為移民報刊最理想的使命就是幫助移民美國化。需要改變的是移民個人，而不是可能存在問題的社會體制。正因為有了這樣帶有決定論色彩的社會發展理論為基礎，帕克才會具有了某種使命感。他的研究無非是幫助這樣一個必然的過程順利達成而已。

但是正如批評者所注意的那樣，帕克的這個深受進化論影響的理論，包括他的報紙自然史論，都沒有給權力留下位置。他忽略了在這個過程中，權力隨時可能介入。甚至整個同化與整合的過程，就是一個白人強勢文化壓制移民多元文化的過程。這一思維盲點使他對傳播的功能做了選擇性的闡釋。在《反思傳播與文化》一文中，他把傳播的功能分成“指示”(referential)與“表達”(expressive)兩種，前者是客觀地傳遞思想與事實，后者是表達主觀的感情、態度和情緒。在他看來，只有指示才能促進群體之間相互理解，而表達(如電影或連載小說)則是“道德敗壞”的力量，破壞了社會控制的傳統力量。因為表達可能挑戰了現有秩序，便會被帕克視為傳播的濫用，促進單一秩序的傳播功能才被他視為正道。帕克把這樣一個處處滲透著文化霸權的過程看成是一個自然的、必然的過程，這種強烈的美國中心主義不能不說是帕克理論中的一個遺憾。

對帕克的另一個批評是他只從群體層面和社會層面來看待這個社會過程，忽略了其中個人主觀意圖所扮演的角色。另一位對帕克影響很大的芝加哥社會學系的教授是托馬斯，我們甚至可以在帕克的《移民報刊及其控制》一書的研究對象與原始資料堆砌的風格中看到托馬斯和茲納涅茨基《身處歐美的波蘭農民》一書的影響。但是不同的是，托馬斯等人研究中對于移民個人的關注在帕克的移民報刊研究中消失了，代之以抽象的報紙機構發展、報刊內容的分析，乃至于對報刊控制因素的研究。

在關于芝加哥學派衰落原因的討論中，大多數人都會把哈佛大學帕森斯所提出的結構—功能主義作為其中的一個因素。然而芝加哥學派的學者的基本主張與結構功能主義并非水火不容，在某些方面雙方具有相當共識。早期的功能主義者，通常會把社會比喻成自然界或有機體，因為后者更容易為功能主義的理論假說提供方便的證據。啟發了杜威和庫利的斯賓塞就持上述觀點。功能主義對帕克的影響雖然沒有上述兩位學者那么明顯，但是從他的“社會生態學”“區位學”等概念中，仍可以看到他對于社會有機體比擬的認同。

在移民報刊的研究中，也體現出帕克傳播思想中的功能主義色彩。在這個研究中，帕克要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是“為什么移民報刊會興起”。答案很簡單，許多在母國不看報的人，到了美國人卻變成了報紙的閱讀者?！霸诿绹鈦硪泼駥耐馕膱蠹?、期刊出版和閱讀量，要高于在自己國家同等人口對應的報刊數量”。帕克將這一現象歸結為兩個主要原因：

為什么移民在美國比國內閱讀更多，一個原因是他們需要知道更多事態的變動。而且在美國也有更多新奇的事物和更多的新聞……外文報刊存在的另一個原因，是它在滿足移民用自己的母語表達這一普通的人類愿望時所體現出的價值。

換句話來說，移民報刊之所以繁榮，是由于它們具有滿足移民社會需求的功能。移民對于異國他鄉生活不適應，報紙替代了他們在母國用其他方式實現的社會功能，比如了解母國的新聞，通過母語獲得熟悉感和文化身份，適應美國生活等功能。這是十分典型的功能主義思維。

在另一篇集中反映帕克傳播觀的《反思傳播與文化》一文中，帕克把傳播視為競爭的對立面，前者促進整合，后者促進解體。在他看來，傳播的功能主要是兩個：擴散信息與文化同化。后者尤其重要，傳播可以促進社群的相互理解，進而產生共同的文化。帕克認為，盡管移民報刊存在一些他認為的不足之處，但總的來說，它們在幫助移民美國化方面功不可沒。大眾傳播促進了社會的穩定。他甚至發現，移民報刊中所刊登的美國產品廣告都具有同化作用。

關于移民報刊問題的討論中，由于觀察者視角的不同，存在一大一小兩個社會系統。大的系統是美國社會，帕克關注的主要是城市。小的社會系統是城市中的移民群體。對于前一個系統，移民報刊具有潛在的破壞性，如果它們僅局限在移民的小圈子里自說自話，它不僅不能促進移民的美國化，反而導致移民群體與美國人，以及移民群體之間的隔閡與沖突。但是正如帕克的進化論模型所預測的那樣，移民報刊本身也在被美國同化，在文化、語言、關注的事件、排版等方面都受到美國媒體的影響。只要對控制移民報刊的其他力量，如美國國內政治團體、母國政治勢力、別有用心的協會等，稍加留意，讓移民報刊轉變成和美國主流商業報刊一樣，由市場決定其內容，保持“獨立自主”，那么它們就可以成為移民美國化的重要手段。

然而帕克很少論及的是，這些逐漸美國化的移民報刊對于移民群體本身來說，也起著某種解體和破壞作用。同樣關注移民問題的托馬斯則對移民群體那種既無法融入美國社會，又無法回到自己出生的文化家園的窘境做了大量翔實生動的描述。而這一切，都被帕克的文化偏見選擇性地過濾掉了。

管理研究、功能主義和實證量化研究是被凱里詬病的“傳遞觀”傳播研究或效果研究的主要特征。在這三項主張中，帕克唯一堅決反對的就是量化經驗研究。帕克推崇經驗研究，但是他所說的經驗研究并不是統計分析，而是接觸活生生的社會。帕克認為，在各種變量中尋求統計關系會使一個社會學家偏離對于個體之關系的本性的理解。他甚至將統計學稱之為“美容院的魔術”(parlor magic)。除了對統計學極度敵視外，帕克已經具備了許多與哥倫比亞學派效果研究的共識。二者所不同的，只是對研究操作方法上的分歧而已。

五、斷裂中的連續

至此，我們也就解答了本文開頭提到的那個問題：為什么在凱里的芝加哥學派中，帕克為會被降格為配角？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為了反對當時如日中天的哥倫比亞學派，他要建構一個氣質截然不同的芝加哥學派。然而帕克身上卻包含太多不符合他所期望的芝加哥學派的特質。鑒于帕克的影響力與他的研究成果，他在傳播研究芝加哥學派的萬神殿里又必不可缺，于是在凱里的剪裁下，帕克的形象才會顯得如此刻板和模糊。

凱里在論述傳播研究從芝加哥學派到哥倫比亞學派的“下降之旅”時，將李普曼視為兩者之間的關鍵性過渡人物。他認為從李普曼開始，不再將傳播作為實現民主的條件。因為李普曼在《公眾意見》中發現，自由傳播不能保證發現真相，也滿足不了實現自由的條件。大眾媒體的剪裁過濾、信源及政府的宣傳誤導、受眾缺乏時間、精力與知識，再加之每個個體的刻板印象，導致他們根本無法做出正確的判斷。所以，自由的敵人不再是國家和不完善的市場，而是新聞的性質與新聞的采集方式、受眾的心理傾向以及現代生活的規模與組織。李普曼將媒體的問題與道德、政治、自由問題轉向了心理與認識方式的問題，從規范理論轉向心理問題，開創了效果傳統。

李普曼固然在傳播研究轉向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但是如果離開了帕克這一關鍵環節，我們同樣無法理解凱里所提出的“為什么芝加哥學派的傳播研究會走向衰落”的問題。其實所謂“衰落”很可能也是人為建構的事件。從以上對帕克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芝加哥學派到哥倫比亞學派，并沒有發生明顯的斷裂，兩個學派存在不少共識。尤其在帕克身上，我們可以發現芝加哥學派并不像凱里說的那么純粹。它和哥倫比亞學派一樣，也部分認可行政研究，同時也不排斥功能主義的研究框架，甚至方法上的差異也沒有后來所描述的那么大。

甚至可以夸張地說，傳播研究的芝加哥學派并沒有“衰落”過，它只是在一定邏輯下，慢慢演化到了哥倫比亞學派。這其中關鍵的一環便是帕克。當我們把帕克從凱里所建構的芝加哥學派的敘事中“解放”出來，并用辯證的眼光來看待傳播思想發展中的連續與斷裂時，這一歷史脈絡就會變得清晰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