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中國社會學在培育經驗感和歷史感、關注現實問題、增進規范性等方面邁出了實質性步伐。但是,如何促進社會學研究回歸“社會”,增進歷史質感與經驗研究的契合,防止形式化和空虛化,正變得日益嚴峻。

學科的成長需要厚積薄發,因此,學科史上的任何一個年度都很難特別地異乎尋常。但若拉長學科史的鏡頭,有些年份的獨特位置就會依稀展露。譬如,2005年“和諧社會”的提出,給中國社會學研究帶來了重要發展機遇。2015年,在我國社會學史上終將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這一年,我國社會學接續之前出現的歷史轉向,一方面立足當下搭起中西古今交流的脈絡,另一方面直面最為現實的家庭、基層治理、互聯網等論題,釋放出濃濃的“通古今之變”的味道。

社會理論研究注重連接中西學術脈絡

社會學源起于現代性孕育和生產的陣痛期。與嚴格學科體制下的社會學不同,早期社會學一反自然論和心理主義,試圖構建起社會、民情、歷史、制度等因素之間相互連接和合邏輯搭配的解釋社會現象的機制,因此呈現出綜合性的特點。要理解這一點,社會學必須突破現有學科體制,回到從傳統向現代轉變期思想家們的真實思想活動中。渠敬東在考察中國社會理論的起點時,把視野轉向近代思想家和歷史學家,分析他們如何以總體性的視野,結合制度與習俗、文化,在中西思想合璧的情境下建構和分析中國社會變遷的脈絡,以此為思想資源,拉伸中國社會學自我理解的鏈條。

接續這一理路,陳濤、潘丹和楊璐探討了古典社會理論的生產機制。他們發現,啟蒙運動推展的是“自然”概念和人性觀點的式微以及“社會”概念的凸顯。尤其是孟德斯鳩討論政體、民情、法律與人性諸因素如何相互配合從而構成現代秩序的基礎,為社會學的出現奠定了認識論基礎。崔應令則認為,“society”在近代中國經歷了術語生成和觀念再造的三次轉變,彰顯了近代中國學人積極參與現實改造的緊迫感與責任感和直面人類終極前途的理想情懷。楊清媚和張江華更專注于早期中國社會學家如何應對和連接中西學術脈絡的問題。他們從知識社會學視角出發,分析并檢討了我國早期社會學家在學術思路上的變動機制、遭遇的諸種困境及其在理解中國國家和社會上的映照。

關注中國傳統禮儀制度中的社會理論傳統

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涂爾干力圖表明,知識的構成、分類和關聯源于社會的構成、分類和關聯。基于這種認識,周飛舟試圖從中國傳統禮儀制度中重現中國人獨有的社會理論傳統。他把“差序格局”的根源回溯到先秦時期延續至晚清民國的喪服制度,認為親親和尊尊結合在一起,從家族延伸到政治,塑造了古代政治、社會關系的一些基本特征,并映現到當代政治和社會關系中,有助于理解當代社會中“關系”和“人情”的歷史根源。林鵠認為,古人關于宗族的制度安排扎根于復雜而深刻的倫理思想,從而解釋了宗族在中國的生命力依然旺盛的原因。

透過項目制管窺基層治理模式

透過項目制管窺我國政府的基層治理模式是近年來學術界的熱點。付偉提出,在項目治國背景下,鄉鎮政府不僅是懸浮的,而且因不得不承擔縣村之間項目落地的協調任務而演變為空殼運行的“協調型政權”。史普原通過研究中央農口項目的實施發現,科層體制與項目制之間在架構和運行邏輯上的嚴重緊張是項目制失敗的直接原因。

與周黎安把“清晰”作為行政發包制的基本特點相反,黃曉春發現,在社會建設領域,由于社會組織對于各級政府是一個可能導致風險的新生事物,因此,地方政府傾向于采取“模糊發包”的策略以期把風險最小化。這種制度特點招致社會組織由于缺乏長期穩定的環境和預期,故行動高度功利化和策略化以致其專業化目標難以兌現。

家庭研究折射社會變遷

我國的現代化進程一方面必須直面人類的普遍問題,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應對中國社會變遷中面臨的階段性和特殊性問題。這兩類力量都作用在“家庭”上,把家庭及相關的性別、就業、養老等問題推到了社會學研究的前沿。吳愈曉的研究表明,家庭、體制、工作與家庭之間的沖突對于女性的工作選擇及主觀幸福感的影響舉足輕重。吳曉剛認為,市場化是造成男女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劉愛玉發現,與經濟獨立、工作時間、性別角色界定等因素獨立地影響男性的家務勞動不同,女性不受上述因素中的任何一個的獨立影響。在養老問題上,石智雷的研究表明,在農村,多子未必多福,反而是重視子女教育特別是女兒教育對于老人的幸福具有積極作用;許琪的觀點則相反,在農村,養老主要還是靠兒子,兒子出錢、女兒出力,但在城市,女兒在經濟支持和生活照料方面的直接效應全面超過兒子。由此可見,傳統的養兒防老觀念在實踐中已悄然變化。

此外,隨著“數字化生存”正在轉變為現實。相應地,中國社會學一方面聚焦于互聯網同日常生活之間的互構,如集體行動、社區參與、網絡民意,另一方面賦予大數據以重要位置,雖然關于“大數據”中的“大”仍爭訟紛紜。陳云松基于谷歌圖書的百萬書籍,對19世紀中期以來社會學發展軌跡的追蹤、中國社會學在文化影響力維度上的百年變遷的研究,并結合谷歌圖書和中國城市近300年來在英語書籍中出現的詞頻來展示和分析城市國際知名度的變遷及其特征,對大數據與我國社會學研究結合進行了嘗試。

2015年,中國社會學在培育經驗感和歷史感、關注現實問題、增進規范性等方面邁出了實質性步伐,但方法決定論等抽象經驗主義的危險也在持續增強。如何促進社會學研究回歸“社會”,增進歷史質感與經驗研究的契合,防止形式化和空虛化,正變得日益嚴峻。為此,社會學者需要更為理性地自我反思,平等地看待研究方法、觀點上的各種“他者”,積極開展而非回避質性研究、歷史研究、理論研究、定量研究之間的對話,以此獲取有助于自身研究實質化的價值、知識和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