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十年來，以科學知識社會學為代表的“新科學社會學”的興起，不但極大地開拓了科學社會學研究的范圍，而且在方法論上完全超越了傳統的默頓學派。其“建構主義”的方法論重視對科學活動社會屬性的分析，并特別關注科學家是“如何”談論科學和“建構”科學知識這個問題。這種建構主義的分析理路帶來了科學社會學研究的一系列新轉向。[1]然而，這些新轉向在帶動了這一領域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在某種程度上使科學社會學似乎變成了“沒有社會學”的學科[2]，正在背離本學科的某些基本傳統。這成為了當前科學社會學危機或影響其未來發展的基本方法論問題之一。如何使其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實現創新發展，值得我們深入探討。

一、建構主義與科學社會學方法論危機

由于建構主義對科學知識建構論的“革命性”解釋，特別是愛丁堡學派提出關于科學知識形成和增長的“強綱領”，以及一些建構主義者，如布魯諾·拉圖爾(Bruno Latour)、史蒂夫·伍爾加(Steve Woolgar)、卡林·諾爾-塞蒂納(Karin Knorr-Cetina)等提出科學成果是人為產物或人造事實等觀點之后，在整個科學界和學術界引起強烈的反響和回應。諾爾-塞蒂納把他們對科學活動的這一研究界定為建構主義綱領，或稱“強建構主義”(strong constructivism)觀點。即使其觀點受到了許多人的批評和質疑，甚至被指這類建構主義綱領是“多余的和倒退”[3]，但是建構主義觀點已廣泛蔓延，影響日盛。在建構主義的影響之下，甚至越來越多的來自哲學、政治學等學科的學者也都紛紛加入到對科學知識的討論之中。在如此廣泛的影響下，建構主義觀點的泛濫不但引發了新一輪的“科學大戰”，同時也使科學社會學的發展遭遇了重大危機，它似乎正在迷失其研究的某些傳統。這一危機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1.科學社會學研究碎片化，研究綱領“支離破碎”。建構主義觀點的興起超越了羅伯特·默頓(Robert Merton)功能主義研究范式，使科學社會學研究發生了重大轉向。其突出表現是科學技術與社會的關系問題受到了廣泛關注，其研究的跨學科性特征日益突出。關注對科學技術問題研究的學者，并不限于社會學領域，來自政治學、哲學、倫理學、歷史學以及文化研究領域的越來越多的學者都關注到與科學技術相關問題的研究。因此，這個研究領域有了一個新的名稱“科學技術論”(STS)。此領域具有突出的跨學科性和綜合性特征。“這一領域不再是狹義的純學術研究：STS學者們跟實踐行動者、科學家、博士、決策者、工程師及其他相關人員一起，關注公平、政策、政治、社會變遷、國家發展和經濟轉型等議題。”[4]

但這一發展也帶來了一系列新問題。“對那些贊賞‘多樣聲音’的實踐者來說，所遇到的問題似乎是令人惋惜的不一致和缺乏嚴肅的目的性。‘科學的社會研究’相對于‘更專的’SSK(科學知識社會學)，已經發展成為了現代學術領域最具離心性、最有爭議(有時粗魯的)以及最有活力的方面之一。”[5]特別是從學科特征來看，一方面是社會學的學科意識弱化，學科的專有屬性被削弱，社會學家本身的參與程度明顯不夠。在社會學領域，科學社會學作為一個獨立的分支學科一直未得到社會學家的充分關注，這跟科學技術在當今社會中所具有的日益凸顯的地位及廣泛影響的現實極不相稱。社會學家缺乏對作為一種極其重要的社會現象——科學技術問題的研究，看起來令人不可思議。這里既有學科研究傳統自身的原因，也有人們認識上的原因。

另一方面，科學社會學的研究綱領呈現出“支離破碎的”現狀。“各種各樣的‘新’科學社會學構成了一個支離破碎的領域，且強綱領對科學內容所給出的社會學解釋議程，因對其每一個關鍵術語的爭議而四分五裂了。”[6]112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科學知識社會學作為一個非常活躍的分支領域取得了顯著發展，同時也出現了各種不同的流派或觀點。例如關于科學知識的“強綱領”、“利益模型”、“經驗相對主義”、“實驗室研究”、民族志研究、話語分析、行動者網絡理論(ANT)、“實踐沖撞理論”，等等。這些發展導致了科學社會學研究發生了一系列新轉向，理論觀點越來越多元化。以往曾占主導的結構功能主義科學社會學觀點，逐漸被各種反實證主義、后現代主義或建構主義觀點所取代。理論觀點的多元化既反映了這個學科的新發展，同時也反映出此領域目前缺乏統一的主導性觀點。正如著名學者瑟喬·西斯蒙多(Sergio Sismondo)所評價的：“這些綱領不相調和，由于對建構主義隱喻有不同的應用和解釋，從而導致和引發了重大的理論和方法論分歧。”[7]這是目前科學社會學發展中所面臨的突出問題之一。

2.建構主義使科學知識社會學研究遇到了主觀相對主義的危險。根據大衛·布魯爾(David Bloor)和巴里·巴恩斯(Barry Barnes)提出的“強綱領”中的“對稱性”信條，哈里·柯林斯(H.M.Collins)在其《改變秩序》中得出的基本結論是：“不得不贊同的唯一事情是，‘把(外部)世界看做似乎對人們如何認識它沒有什么影響’這一設定，是研究科學行動的一個合理的出發點。這一‘方法論的相對主義’無需進一步辯護。”[8]因此，“什么算做真是社會過程的結果，而真理不是這種結果的原因。”[8]這是其相對主義觀點的突出體現。面對建構主義相對論觀點所受到的極大懷疑和批評，巴恩斯和布魯爾給予了反擊，他們明確提出：“相對主義絕不是對知識形式的科學理解的一種威脅，恰恰相反，它是這種理解所需要的。我們認為，相對主義對于所有這些學科都是必不可少的：人類學、社會學、制度史和思想史、甚至認知心理學等等，這些學科說明了知識系統的多樣性、它們的分布以及它們的變化方式。正是那些反對相對主義的人、那些認為某些形式的知識理所當然地具有特殊地位的人，他們才對知識和認識的科學理解構成了真正的威脅。”[9]實際上，布魯爾對科學知識持有意義有限論，認為科學的意義并不是先定的，而是來自于應用過程。布魯爾把這一點看作是其知識社會學的重要觀點。所以他說：“的確，就知識社會學而言，有限論很可能是一個最重要的概念。它表明了所有認識過程的最根本的東西——從運用概念的一個實例到另一個實例的步驟——所具有的社會特征。”[9]

對大多數建構主義者而言，其相對主義觀點的一個核心思想就是，認識的標準因社會文化而存在差異。特別是那些關注文化問題的學者，認為人們認識或評價事物的標準一定是特定性的、相對的。“SSK使科學(活動)中的人類能動性角色主題化。因此它通過關注強調科學知識的生產、評價和運用受實際的人類能動者利益和約束的影響，而部分地取代了對科學的表征式說明。”[10]9他們特別強調“科學知識制造的偶發性、非正式性和情境性。”[5]這種認識上的相對主義對傳統的科學理性觀提出了極大挑戰。“首先，這自然意味著對把合理性作為根本的認識論標準形成了質疑。其次，這還意味著，對人類觀念與現實之間相聯系其合理性的優勢地位形成了挑戰。結果，合理性變成了有待解釋的東西，而不是解釋的前提。”[11]這樣來說，是不是根本不存在客觀的一致的評價標準呢?這種相對主義會不會導致認識的混亂或意識形態之爭呢?這成為了建構主義備受爭議的一個方面。例如，科學哲學家伊恩·哈金(Ian Hacking)指出：“建構的話題傾向于削弱知識及其范疇的權威性。它對那些我們原來自認為是必然的、甚至我們目前做事方式的基本假定提出了挑戰，它不是用拒絕或提出一種更好的方式，而是用‘揭露’的方式。”[12]所以，哈金認為，某些建構主義者很可能會滑向相對主義和極端的主觀主義。盡管巴恩斯和布魯爾堅稱他們“把科學知識社會學看作科學事業本身的一部分，看作用科學語言去理解科學的一種嘗試”[13]，但是其突出的相對主義傾向仍然深受質疑。

3.科學知識社會學研究出現了明顯的研究取向分化。在研究取向和方法論觀點上，以布魯爾為首的愛丁堡學派遠比他們的前輩更為激進：他們明確宣稱“科學知識本身必須被理解為一種社會產物”。結果，社會優位取代自然優位成為知識的致因，使經驗研究主題最后變為了一種認識論的哲學論斷，從而使科學知識社會學的研究面臨著極大的方法論困境。為此，如何從社會學角度去研究科學知識成為了當前一個有爭議的方法論問題。其中，也出現了一些不同的方法論主張或策略，它們試圖擺脫“強綱領”的社會認識論或社會決定論陷阱。

(1)話語分析(Discourse analysis，DA)優位策略。邁克爾·馬爾凱(Michael Mulkay)等人為超越以往的研究范式，提出了研究科學知識的話語分析法，倡導話語分析在方法論上的優先性。馬爾凱在其研究過程中，所遇到的主要方法論問題他稱之為“解釋的擴展”。即如何去分析科學家的行動，是去明確表明科學行動和信念，還是關注科學家所用的話語?他們發現，科學家所使用的話語具有很大的可變性，他們用不同的陳述去表達不同的事情。話語分析不是關注研究對象的陳述反映了什么樣的事實，而是關注他們在不同語境下的不同陳述是如何被建構起來的。因此，馬爾凱等指出：“我們認為，對科學話語的社會生產做系統研究，在發展關于科學的行動和信念的令人滿意的社會學分析方面，是極為根本的一步。只有當我們了解了行動者如何對其行動的解釋進行社會建構，了解了行動者如何主要通過語言的使用構成其行動的特征之后，我們才能對科學中的行動和信念的性質這類長久懸而未決的問題提供令人滿意的答案。話語分析所試圖提供的正是這樣一種對科學家語言運用的分析。”[14]

在此基礎上，馬爾凱還進一步嘗試提出一種新的社會學分析方式，從而能夠對由SSK所提出的知識概念做出新的表達，這就是他所謂的“新文體形式”(new literary forms)。馬爾凱“新文體形式的提出不僅超越了簡單的話語分析，而且也極大地改變了對SSK研究的理解，甚至改變了對知識社會學學科本身的理解。實際上，從根本上說，這就觸及了知識的反思性問題。”[15]不過，馬爾凱所倡導的這種分析取向雖然不同于常規的研究方式，但難以被社會學經驗研究的主流所接受。

(2)實驗室民族志策略。拉圖爾和伍爾加等開創了對實驗室科學的民族志研究傳統，他們把實驗室看作科學家“建構”或“制造”科學知識或科學事實的主要場所，對之開展了人類學研究。這些學者基于對諸如高能物理實驗室、生物學實驗室大量細致的人類學民族志觀察，通過這些觀察及其獲得的細致的錄音、錄像、文本資料分析，考察了科學事實生產與科學事實的表述機制，在發生學意義上開啟了人類知識生產的“黑箱”。這種研究策略的基本特征是關注對科學知識生產活動微觀過程的描述，包括科學研究工作的各個細節及環境，側重考察知識生產活動本身，強調所研究的科學是“制造中的科學”或“行動中的科學”。這些研究者既是科學活動的觀察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參與者。如拉圖爾和伍爾加說：“我們研究的焦點是發生在某一特定實驗室的日常工作。供我們探討的大多數資料來自于一個場景下，實地察看的科學家的活動。我們的觀點是，社會學家所描述的關于科學的諸多方面依賴于日常發生的科學活動的點點滴滴。”[16]于是，他們稱其研究為“科學人類學”(anthropology of science)。此研究取向的特點，首先在于詳細呈現所收集的經驗材料，其次關注對發生在特定場景的科學活動的觀察描述，此外擱置研究者既有的任何認識去研究看似完全陌生的對象。這一研究取向具有突出的人類學田野工作色彩，較為重視對微觀活動細節的“深描”，但相對缺乏宏觀分析的維度。“實驗室研究忽視了社會學家所感興趣的‘更廣泛的’現象。”[6]104

(3)行動者網絡理論策略。行動者網絡理論(簡稱ANT)是以拉圖爾為代表的“巴黎學派”的主要貢獻。他們把科學看作是制造結論或產品的過程，并關注到了其中各種因素的作用。拉圖爾在分析科學的制造過程時，引入了“行動者”(actors或actant)概念，它既包括行動者人，也包括非人(non-humans)因素，這些因素共同構成了科學實踐網絡。但他所說的這種網絡不同于一般意義的網絡，是各種人的和非人的要素結合在一起的worknet而不是network。[17]在對科學的分析方面，拉圖爾“提出了新的對稱性原則來取代愛丁堡學派的強綱領，用‘實踐建構’來取代‘社會建構’，擺脫社會因素解釋科學的套路，而試圖代之以具體的實踐過程。”[18]拉圖爾提出，科學家作為重要的轉義者，把各種異質要素(人的和非人的)連接在一個相關的體系之中，通過轉譯過程，共同建構完成科學實踐。所以，拉圖爾的行動者網絡理論也被稱為“異質建構論”。拉圖爾的研究有其自己獨到的一套概念解釋框架，跟傳統的其他學派形成了很大差別。這一研究取向創新之處明顯，但如何跟已有的社會學研究傳統對話值得關注。

(4)“實踐優位”策略。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來，科學知識社會學研究又有了新的重要發展，突出的一個表現是“實踐轉向”，從而進入了所謂“后SSK”時期。在后SSK學者看來，科學不再被看作僅僅是知識，而是看作一種實踐。安德魯·皮克林(Andrew Picketing)在1992年發表的“從作為知識的科學到作為實踐的科學”一文中，具體分析了科學知識社會學的這一重要轉變。他主張，應關注作為實踐建構的科學，而不是作為知識和表征的科學。[19]皮克林后來又提出了“實踐沖撞理論”，他以“實踐的沖撞”(the mangle of practice)來描述作為實踐的科學動態生成性和演化特性。他所謂的“實踐的沖撞”是指“能動性之舞”(a dance of agency)，即人的能動性與物質能動性之間不斷相互作用的過程。皮克林指出，他從更廣泛的文化意義上去說明科學實踐，“把科學看作‘被制造的事物’，其中包括技能和社會關系、儀器和設備，還有科學事實和理論。由此，可以說我始終關注的是科學實踐，把它理解為文化拓展工作。”[10]3皮克林認為，科學活動可以被看作是參與科學實踐中的異質性要素，在真實的時間中瞬間突現而形成的一種耦合，且這種耦合具有一種“后人類主義”特征。按其“后人類主義”主張，科學實踐中非人的因素跟人的因素是對稱的，提出應把物質的能動作用跟人的能動作用同等看待。皮克林的“實踐沖撞”觀在學術界引起了很大反響，為理解科學活動提供了新的視角。

總之，建構主義將把科學社會學研究引向何方?這是當前人們極為關注的一個方法論議題。我們暫且不說激進的建構主義所倡導的所謂“反科學”之路，而是要從研究的方法論上反思科學社會學的未來發展之路。以上研究策略雖然在超越“強綱領”方面都有可取之處，但是它們有的借鑒了語言學方法，有的借鑒了人類學方法或者其他學科的分析方式，而在某種程度上失去了社會學研究的某些傳統。研究取向的多樣化，卻帶來了學科取向的模糊化。然而，邁克爾·林奇所提出的獨特的“后分析的”常人方法論研究或許能給我們提供某些創新性啟示。

二、常人方法論學派的研究策略及其方法論啟示

常人方法論是由哈羅德·加芬克爾(Harold Garfinkel)所創立的一個關注研究微觀行動秩序的理論流派。邁克爾·林奇受加芬克爾的直接影響，運用常人方法論系統研究了科學家的微觀實踐活動。林奇明確指出，他對科學實踐的研究跟以往的建構主義有所不同，他更加重視研究的經驗性，力求避免一些哲學性的爭論。他說：“科學社會學要提供一種針對許多常人方法論研究和會話分析研究中表現出來的某些科學主義傾向的批判性力量；與此同時，我相信，相比于建構主義的科學社會學，常人方法論將對語言應用和實踐行動提供一種更深邃的理解。”[6]xviii或者說，其研究綱領的目的在于：“與其說是為政策研究和政治批判補充經驗證據，不如說去觀察、描述和解釋一定場景下‘實際的’科學活動這種努力，才可把我們帶回正途，只有這樣我們才可以重新思考對某種‘真實的’東西做出觀察、描述和解釋究竟意味著什么。以我所見，這就是常人方法論研究的議程。”[6]113

具體而言，林奇提出了一種后分析的常人方法論研究綱領，主張在常人方法論與科學社會學這兩個社會學的研究領域之間建立一種關聯，建構一種“日常且有序的科學”，旨在提出并發展一種對科學實踐研究的后分析研究方向的可能性。他說，其后分析的常人方法論研究綱領既不同于培根式的科學分析的研究范式，又不同于布魯爾式的社會建構的研究范式。所謂“常人方法論，可以簡要地描述為一種研究社會實踐與說明這些實踐之間系譜關系的方法。”[6]1他強調指出，后分析的常人方法論研究不僅僅要對認識論和社會理論的主題提供批判性認識，而且要提供一種對常人方法論和科學社會學所用解釋模型與分析模型進行內在批判的力量。

早在上世紀70年代，加芬克爾就開辟了對工作研究(work study)的常人方法論綱領，并對科學研究活動做了獨到的分析。加芬克爾的研究旨趣在于“考察科學的發現和數學證明是如何產生的以及如何從實驗室項目或者數學課程的學科限定的生活世界中‘提取’出來的”。在邁克爾·林奇看來，加芬克爾對工作的常人方法論研究與拉圖爾、伍爾加、塞蒂納以及其他建構主義者的“實驗室生活研究”在某種程度上不謀而合，而這又反過來促進了對一組同源問題和爭議之點的比較精細的刻畫。

林奇本人曾在美國一所大學的生物實驗室做過實地研究，開展了細致的民族志考察，收集了大量顯微鏡照片剪輯、書面文本、實驗室研究人員工作與日常談話的記錄、錄音帶、錄像帶等研究素材，并基于對這些素材“深描”，包括對話的語調、裝置的安排乃至實驗室人員身體動作的細節等，嘗試揭示實驗室實踐的秩序。他的博士論文《實驗室科學中的技藝和人造事實》就是在這個科學的經驗研究基礎上完成的。1993年，林奇教授完成了《科學實踐與日常活動：常人方法論和對科學的社會研究》一書，明確提出一種后分析的常人方法論研究綱領，對科學哲學、科學史以及科學的文化研究流行的主題做了系統分析，并提供了自己的經驗分析策略。

林奇指出，常人方法論不應該被解釋為一種“分析”學科，盡管外行和專業的分析實踐為常人方法論提供了研究主題，這些研究的起點往往是觀察、描述、復制、測量、理性、表征等特定的“認識論話題”。林奇斷言，嘗試提出一種對認識論主題的接管不但沒有新意，而且已有的嘗試也早已被顛覆了。其后分析的常人方法論嘗試一種對認識論話題的經驗性研究，主張通過經驗性案例的比較展示案例的共同之點，從而嘗試界定諸如表征、測量之類的認識論話題，主張研究要回歸日常生活，回歸事件發生的真實情景，發現的過程還可以回溯到經典文獻當中去。顯然，在林奇這里，科學社會學的經驗研究傳統得到了堅持。其后分析的常人方法論倡導一種對“實際的”科學活動的描述，反對“事后說明”。林奇通過強調維特根斯坦(L.Wittgenstein)和常人方法論為科學社會學研究提供了一種可以避免實在論與建構論爭論的新穎路徑：常人方法論研究“索引性表述與索引性行為的理性特征”。“實際的”科學活動是物質的、具體的、真實時間中的成就。

林奇在其著作最后勾勒出了自己的研究綱領，列出了后分析常人方法論的七條研究原則或稱之為“七策略”，包括從某一認識性話題出發、探求原始例證、仔細研究實際案例、按照“方法的唯一適用性要求”去研究案例，等等。[6]300-306概括而言，林奇的研究綱領具有如下幾個主要的方法論啟示：

1.倡導“非科學的”或“后分析的”方法論。林奇的后分析的常人方法論嘗試一種完全不同于傳統研究的方法論策略，不是去對傳統的認識論中核心術語的重構，而是大膽地跳出認識論循環，主張一種對認識論話題的經驗性研究。林奇呼吁：“停止談論科學!到實驗室去——去任何一個實驗室都行——逛一下，聽聽談話，觀察技術人員的工作，讓他們解釋在做什么，閱讀他們的筆記，看一下當他們分析數據時說些什么，也觀察一下他們如何移動儀器設備。”[6]315因此，其后分析的常人方法論綱領不同于以往認識框架的簡單的修修補補，而是一種完全不同于其他學派的方法論框架。林奇的研究綱領反對科學主義、實證主義和本質主義，但也不去簡單地否定科學的客觀性。他試圖跳出“自然”與“社會”二元分化的傳統思維框架與路徑分析模式，走出“科學主義”與“主觀主義”二元對立的解釋范式。林奇提出對科學之內與科學之外都要堅持無差異應用和一種“常規科學”的分析策略，從而符合“方法的唯一適用性要求”。

例如，林奇結合相關的具體研究，主要用索引性表述(indexical expression)與地方性生產解釋了“社會事實”是地方性知識。“索引性”與“索引性表述”是常人方法論的重要概念，林奇重新審視并賦予“索引性”常人方法論研究標志性的意義。索引性表述，其本意是指語言當中大量出現的諸如代詞(he、she、it)以及引導性表述(there、here、this、that)等在不同的語句及位置中表達不同含義的術語。林奇指出，索引性表述的建構主義特征足夠明顯：地方性生產很好地表明了事件的發生及其后果的偶然性特征。即知識的生產或事件的發生不是基于理性規則運用的事實，它僅僅只是一個結果，一個偶然的結果。在林奇看來，常人方法論對觀察、解釋或證明等術語，都是結合一定語境或情境下的行動去加以說明。因此，這種分析是常人方法論區別于其他研究的重要特征。

2.實用主義的經驗分析取向。不同于傳統的建構主義觀點，林奇主張一種更具經驗性的分析路徑。“我所提議的是一種關于認識論話題的經驗性研究，它與其說是引導對認識論中核心術語的更精確界定，不如說是對認識論框架的一種取代。與其說通過比較經驗案例和說明這些案例的共同之處，去界定諸如‘表征’或‘測量’這些術語，不如說我所列出的這一綱領更可能顛覆所有想建立基本模式和發展跨域情境的規范性標準的努力。”[6]306林奇還指出，他倡導一種后分析的對科學的研究并不是否認分析，而是建議一種對已經完成的分析的回顧式的關聯。林奇強調，常人方法論者“把自然科學界定為關于實際活動的發現性科學”，因此他們關注對科學日常活動細節的分析。他提出的原始例證探求策略、認識論話題的實際案例研究策略、經典案例回溯策略都是具有經驗研究意涵的，唯一適用性要求策略、無差別應用策略以及使用日常科學的方法論則是常人方法論策略在這個經驗研究領域的具體應用。

3.關注微觀行動的描述，但忽視對宏觀結構因素的分析。常人方法論關注對日常生活世界情境性實踐活動的研究，強調對微觀互動行為的“描述”分析。因此，常人方法論者通常采用深度訪談、參與觀察、錄像分析、會話分析等方法，以求真實地呈現日常生活的“自然”秩序。例如，以哈維·薩克斯(Harvey Sacks)等人為代表倡導的會話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已成為常人方法論的一個重要研究方向。他們把會話看作一種基本的社會互動現象，由此發展了分析微觀互動現象的一種基本方法。即“會話分析是對被記錄下的、自然發生的互動中談話的研究。”[20]會話分析的基本假定是談話互動具有一定的秩序性或組織性，通過這種分析可以說明不同語境下社會互動的特征及意義。對于科學實踐和科學研究對象這些事物，他們認為也是人們以相互認可的方式建構起來的社會秩序。“自然科學已經發展成為一種關于人類行為的自然觀察的科學”。于是，薩克斯和林奇等運用會話分析開展了大量關于科學日常活動的研究，其目的在于建立一種基于對“實際的事件細節”觀察的科學的社會學。林奇稱之為“分子社會學”研究。

這種強調對日常互動和日常語言秩序的自然觀察雖然為我們提供了大量真實案例性的分析結果，深入認識到了科學家日常活動的某些“奧秘”。但是，科學實踐活動既受微觀情境的限定，也受宏觀結構因素的影響。像會話分析等常人方法論研究沒有充分關注到宏觀因素的作用，因此具有明顯的還原主義傾向。“會話分析者試圖刻畫結構要素的簡單秩序和使它們相結合的規則，因此他們所采納的是一種跟分子生物學一樣的還原主義綱領。”[6]259

三、結語

總之，科學社會學的研究問題應回歸經驗，關注對科學實踐活動的具體分析，而不是糾纏于認識論問題。在這一方面，林奇的后常人方法論綱領是堅持社會學的研究傳統，實現創新發展的一個有益嘗試。常人方法論與科學社會學之間跨學科的關聯不僅發揚了科學實踐建構、案例深描的經驗研究傳統，更以“按照唯一適用性要求研究每一個案例”原則和使用一種“常規科學”的案例消解了先驗判斷難題。同時，其后分析常人方法論提供的對其自身所使用的解釋模型與分析模型進行內在批判的力量，同樣具有重要的意義。當然，林奇的研究綱領自身也存在一定的弱點，其重視微觀案例細節描述的方法，也使其在方法論擴展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我們在從社會學經驗分析的視角去研究科學知識的生產過程中，在借鑒常人方法論研究綱領的同時，也要看到其局限，從而更全面地運用適當的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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