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據2017年4月22日南京大學社會學院院長周曉虹教授在廈門大學“社會學學科建設與研究生教育高峰論壇”上的發言稿修改而成）

    我們大家都知道，社會學是在改革開放之后在中國重建的，期間有很多人從重建之初就一直從事社會學研究，所以從某種意義來說，社會學的發展史實際上就是我們個人的成長史，我們是和這個學科交織在一起的。社會學學科從1920發展至今，我們個人的社會生活之所以受社會學影響這么大，是因為我們本科畢業以后身處于社會學的成長時代，和社會學彼此邂逅，深受其影響，這也使我去思考，社會學的學科建設和其他學科相比難點究竟在哪些地方？以下我總結了五點：

一、社會學在中國知識體系中是一個外來學科，那么這樣一個外來的知識體系在解釋中國社會時，在相當程度上沒什么用處。大家可能對于我這個觀點有些質疑，譬如“我們整個社會科學不都是外來的么”，但我個人認為這不完全一樣，例如管理學這種東西完全是現代性的產物，它所要解釋的問題實際上都是隨著工業化以后出現的問題，那這樣一個從西方引進中國的學科，盡管它會遇到和中國現實相關的問題，但是它本身跟中國的傳統的連帶性沒有像社會學那樣密切。社會學的情況則不一樣，盡管從1840年以后的100多年來，中國社會在西學東漸的影響下發生了巨大變化，但總歸中國社會與傳統的聯系（社會結構、家庭結構、觀念、行為等），與剛才我講的管理學科相比，它可能與傳統交織性更強。所以從這種角度來講，作為一種外來知識體系的社會學在解釋中國社會的時候，就會遇到很多問題，很難有效給予回答。

二、社會學在近代中國命運多舛。在我過去寫過的文章中有提到，社會學的學科本身就是兩個方面：一個是激進的一面，另一個是它保守的一面，這起源于德的“進步”與“秩序”。社會學強調進步，所以崇尚像法國啟蒙運動以來的這種思想傳統，但同時它也是法國大革命的一種反動，是大革命秩序崩潰后的一種結果，所以社會學的這個兩面性就導致社會學在中國發展命運多舛。我們大家知道，我們現在談論社會學的時候都會談到1953年左右社會學被取消，當時費孝通先生當著毛主席的面直接請求他“能不能給其留一點子孫”，毛主席回答說“不能，一點也不能”。但其實我們也忘了，在蔣介石時代，社會學也沒有得到很大的重視，而且我們大家知道因為在蔣介石的那個時代，當時社會學最好的例證就是上海大學，上海大學的社會學就是共產主義的社會學，一批早期的共產黨人，特別是知識界共產黨人，就集結在上海大學的社會學系內。所以當時在蔣介石眼中，社會學就是一個左翼學科、一個激進的學科，一個動不動要改天換地的學科。所以最后蔣介石在去臺灣之前用飛機運走了很多專家，但是就是沒有運走一個社會學家，為了這個事情，葉啟政教授在香港潘光旦講座遇到費先生還專門問了這個事情的原因，費先生回答說“我們社會學家都反對蔣介石政府的倒行逆施，所以我們不和他同流合污”，但是從內在學科的角度講，正是社會學的這種激進性，實際上蔣介石政府也是不喜歡的，所以到了臺灣以后，在相當長的時間里，除東海大學這樣的教會學校以外，臺灣的所謂國立大學里面唯一一個社會學系就設在臺灣大學，其他的也是像我們一樣是相當長時間內是空置的和不容發展的。所以從這個角度講，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學科的命運多舛；那么到了1949年以后呢？則走向了另一個極端，毛澤東認為社會學就是給資產階級的遮羞布，做修補工作的，沒有存在的必要。所以社會學在中國近代以來的命運多舛給整個社會學的根都拔掉了，這是這個學科比較大的問題。

三、我們這個學科體系比較小。包括我們的教師隊伍，例如我們廈大的教師就18人。在整個中國的大學里面，能夠獲得獨立系科地位的我不知道有沒有10到15個，很多社會學的系科都是跟公共管理、哲學、政治學在一起，而且往往處在邊緣位置，因為建的比較晚；學生隊伍也比較小，像南京大學這樣的學校一天到晚要建研究型大學，就控制本科生的數量，我們的本科生招生數量已經每年控制在3000人不到，所以最后給每個學科的學生，像整個我們社會學院三個專業（社會學，社會工作，心理學）最多的時候給70個人，少的時候60個人，社工實際上更難，要是完全放開讓學生選，第一志愿選社工幾乎沒有，即使學社工的基本上畢業了都改行了。只有社工碩士，很多人是抱著改換門庭的動機來獲得好的大學文憑，所以，我們真正同心同德的人不多，很多進來的都不是死心塌地以社會學為事業的，這也就是我們社會學教師和學生隊伍體量小。體量小首先產生社會學頂尖人才的數量就會少，因為有多少人投入就會產出多少；其次體量小產生的社會影響也會小，例如對國家的大政方針影響也會小，相對于別的學科，有影響的學者型領導比較少。

四、學科體系中的邊緣化。例如學科評估或評長江學者的時候，我們學科處于劣勢。我連續三年都有參加評選長江學者的會議，競爭非常激烈，在那個里面你真的想把社會學的學者評上去是真的很難，所以我每次去都很緊張，因為一是怕對不起我們社會學的同仁，二是也是怕大家失望，而且現在的評選還不讓人討論，所以我中午吃飯時都是積極地跟大家溝通，因為只有那個時間才有機會和別人講話，平常是沒有機會討論的。所以嚴格說來，我個人認為實際上政治學發展真的不如社會學，例如《政治學研究》的文章和我們社會學的文章相比，還是有一些差距的，并且差距較大。但是政治學的長江學者的數量卻比我們多了將近一倍。另一個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是“我們現在的學科到底是四個二級學科還是七個二級學科？”指導性的是七個，但是我們在申報長江學者的時候是按照四個來申報的，這個就造成一個院系只能報一個社會學，其他民俗、人類學、人口學總體來說，除了個別學校多一點的人才，大多數都擠在這個二級學科里頭，因此報人數的時候是受到限制的，所以這個是非常難的。除此之外，還包括經費撥付，因為學科小，經費少。像過去社會學在南大是無經費的，這幾年因為稍微發展好一些，會有一些經費撥付，否則的話會很邊緣，不會被當做一回事。

五、缺乏職業性。這個大家可以想象到，你學別的社會科學，比如你學法學，那馬上就知道畢業出來是做律師或法官的，但是社會學通常學出來是不知道干什么的，這個是會影響學生投身這門學科的堅定性。

當然，社會學學科建設也有“易”的一面。這體現在如下兩點。第一，中國社會處于大變動時代，而這正是社會學學科成長的動因，我們回到當年19世紀社會學成型的時候，我們都會想為什么社會學會出現，實際上，正好是西方社會遇到從傳統向現代、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大的轉型時期，那時社會學應運而生，那么今天我們中國的時代其實恰逢這樣的一個時代。其次，是社會學學科關注的問題具有公眾性，在現代社會容易獲得廣泛的社會反響。實際上在社會學的成長過程中，中產階級閱聽人的出現是社會學的一個很重要的動力，中國目前正處在這樣一個狀態，所以我們社會上的公眾現在對越來越多的社會問題，即“issues”（議題）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那么這些興趣對于學科的發展能獲得知識和道義上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