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工作在中國的發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社會工作教育發展迅猛，已經建立起從本科到博士完整的教育體系，目前中國大陸有超過300所大學開設社會工作本科專業，104所高校設置社會工作專業學位碩士點，若干學校自主增設了社會工作博士點。社會工作專業實踐在不同的社會服務領域展開且逐漸顯示出專業干預的效果，社會工作的制度建設有了實質性的突破。在學術界和實務界持續推動與倡導下，社會工作已進入官方的話語體系，成為社會建設、社會治理的一部分，承擔著更為宏大的使命。為此，我們更加迫切需要反思社會工作的專業性與科學性這樣的重要議題：社會工作如何呈現其專業性？換句話說，社會工作在何等程度能夠比沿襲多年的傳統服務方式更好地回應社會的需要？更進一步地，社會工作如何凸現科學性？社會工作又如何回應“社會”這一宏大宗旨？社會工作是否有可能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以上問題實質上涉及社會工作最終如何存活于中國的高等教育市場、學術市場與職業市場。

實際上，這樣的問題也不僅僅是中國社會工作面臨的問題，也是英美等發達國家和地區社會工作發展所面臨的問題。在國內語境下，社會工作常常被簡化為應用社會學的分支或社會學理論的應用，這顯示社會工作的專業地位與學科界限尚未得到確認。這樣的質疑與詰難在某種程度上是合理的，因為至少到目前為止，社會工作的知識框架與實踐體系的獨特性有待進一步厘清，專業邊界需要進一步明確。盡管就全球范圍而言，社會工作的專業化與職業化有了長足的進展，但社會工作較多地依賴其它學科的理論與知識而很少反作用于其它學科這一專業意象并沒有實質改變。最近，美國社會工作界一批頂尖的學者熱烈討論如何將社會工作建構為一門獨立的學科— —“社會工作學”(science of social work)。本文希望加入這一討論，結合美國社會工作的學科化進程，討論建構社會工作學的可能性與可行性以及中國的可能貢獻。

從“可有可無”到社會工作學：美國社會工作的科學化與學科化

1．從“社會診斷”、證據為本的實踐到“社會工作學”

社會工作創立初期，Flexner于1915年曾提出“社會工作是一個專業嗎？”這一觸及社會工作者神經的尖銳問題，這樣的直接發問激發了社會工作專業人士的專業性思考與爭論，2001年美國著名的社會工作專業期刊Research on social work practice重登這一舊文，似乎暗示社會工作專業共同體至今沒有為這一問題提供令人信服的答案，這在某種意義上是專業共同體需要不斷重返的“元問題”。

實際上，社會工作界很多有識之士都致力于推動社會工作的“科學化”。里士滿(Richmond)在其劃時代的著作《社會診斷》中倡導：社會診斷應是一個科學的過程，社會工作者要在科學的指導下為不同人群提供服務，因此社會工作者需要進行科學的評估、診斷與鑒定。1921年斯密斯學院(Smith College)授予里士滿榮譽碩士學位，這是因為，她“為這一新的專業建立了科學基礎”。

盡管以科學為目標，但社會工作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并沒有凸顯自己的科學性與有效性，成為“可有可無”(fish and bicycle)的專業。1973年費舍(Fischer)的一篇綜述性論文給出一個社工界并不樂見的結論：個案工作在很多情況下是無效的。可見，道德的崇高與專業的倫理不足以回應社會的質疑。為此，社會工作需要嘗試回到科學的脈絡里為自己尋求專業的合法性。一個必要的路徑是將實踐立足于科學研究，這樣，重視科學研究以及強調科學指導下的實踐就成為專業社會工作與傳統助人活動之間的分野。

亞加拉頓與列維(1979)提出經驗臨床實踐(Empirical Clinical Practice)這個概念以回應這一專業訴求，他們宣稱要將傳統實驗研究方法引入臨床實踐，這樣就可以測量和顯示臨床實踐的效果，因此社工要采用單一被試研究設計實證評估專業干預的成效。在此實踐模式指引下，社工要反復采用具有信度和效度的工具測量案主的功能并根據現有的科學證據選擇治療方式。雷德(Reid)認為經驗臨床實踐這一模式推動社工應用科學的研究方法評估案主、確定干預方案和鑒定個案進展，更多地使用研究證明具有成效的干預模式。

更為實質性的進展是證據為本的實踐引入社會工作之后。證據為本的實踐是為了更為明確地凸顯社會工作的科學性，也就是要替代權威為本的實踐。權威為本的實踐不是憑借科學知識的指導，而是以權威的意見、前輩的經驗、未曾反思的直覺以及大眾的看法為依歸。但是，大眾與權威并沒有提供如何為案主服務的系統陳述，也未經科學研究證實，因此效果如何并沒有明確的結論，甚至可能對案主造成了傷害而不知。相反，證據為本的實踐是立足于科學知識，專業的干預是基于研究結果并將這一結果應用于服務案主(或案主群體)。

證據為本的實踐在很大程度上激勵了社會工作的科學研究，特別是干預研究，這顯然為提出社會工作學鋪陳了可能性。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美國南加州大學的John Brekke教授在美國社會工作研究協會201 1年會上正式提出“science of Social work”這一概念以更明確的方式指明專業的學科目標。“Science of social work”直譯為社會工作科學，中文語境下可轉譯為社會工作學。為什么要提出社會工作學？John Brekke 2012年發表的論文指出，社會工作的科學研究和證據為本的實踐已經取得了足夠的進展，是時候推動建立社會工作學了。也就是說，專業建設的目標要從“科學化”轉變為“學科化”。建構社會工作學的目的是界定社會工作專業知識的獨特性、形成學術與方法的一致性、確立社工的科學意識，從而形成一個獨立的學科。他進一步指出，社會工作已經形成三個核心建構：生理心理社會視角、人在情景中和促進改變的服務體系，前兩者體現了“社會”，后者展現為“工作”。與心理學、社會學等學科不同，社會工作是一個整合性學科，旨在以整合的方式應用學科知識去解決不同的問題，但這并不影響其因前述三個核心建構而形成獨特的專業認同。盡管這樣的論斷在社會工作專業共同體之中尚未成為共識，但它為社會工作的學科發展開辟了一個更為明確的努力方向。圍繞這一議題，美國社會工作界進行了較為激烈的討論，Research on social work Practice發表了一系列的論文。

由此可見，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社會工作在過去一百多年間一直致力于爭取專業合法地位并成為一門受人尊敬的科學，這樣的“科學化”努力又為社會工作的“學科化”確立了前提。

2．美國社會工作學科化的批評性反思

然而，以美國為代表的社會工作學發展要實現建構社會工作學這一宏大目標，至少在知識體系、理論傾向與研究方法三個方面存在不足。

第一，現有的知識體系過于微觀導向。盡管社會工作倡導生理心理社會視角，但在美國，社會問題的個人化、醫療化和精神病化導致社會工作的微觀化和臨床化。盡管1960年代社區組織的概念與模式曾經風靡一時，但很快在新自由主義的影響下以改變社區、組織或政策為目標的宏觀社會工作式微，社會工作的干預聚焦再次定格為個人，臨床社會工作發展迅猛，社會工作的知識體系也偏向精神病學、心理學和公共衛生學。美國的社會工作畢業生更傾向于在私人執業機構從事心理咨詢服務，這對社會工作的宗旨構成了挑戰，因此有學者警示說，“我們失去了神圣的目標”，這樣的現實趨勢無疑使得宏觀社會工作知識體系的進展緩慢。這促使社會工作者反思自己的價值立場和專業宗旨，回到“社會”的呼聲順勢而出，但迄今為止尚沒有突破性進展。

第二，展現專業屬性的原創性理論較少。社會工作涉及的領域廣、面對的問題多，主要借用心理學、社會學等學科的理論，因此尚未形成一個具有范式意義的整合性框架。與社會學理論發展相比較，社會工作需要帕森斯式的人物，對以前的理論進行綜合性努力。但是，圍繞生態系統理論建構起來的融合框架只是描述性的和說明性的，“人在情景中”只是蒼白的表述，并沒有理論解釋力，這也意味著，目前主流的社會工作知識體系缺乏深厚的理論基礎，專業屬性也不明確，尚未劃定自己的專業領地，特別是沒有擺脫社會學、心理學的陰影。

第三，過度的實證主義傾向。隨著證據為本的興起，美國的社會工作有過度的實證主義傾向，對個人體驗的感知與闡釋關注不夠。但建構社會工作學需要亞歷山大倡導的多維視角：即要看到科學是兩極之間的連續體，“這個科學連續體的一端是抽象的、概括性的，形而上學的因素，另一端則是具體的，經驗性的，事實性要素，而科學話語的其他因素，包括意識形態、模型、定律、命題、方法論假設和觀察性陳述等，則位于這兩端之間。”這一段引述對社會工作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因為社會工作的知識體系既牽涉形而上的、意識形態的要素，又關乎微觀的、實踐的命題，它試圖連接經驗觀察到的世界與非經驗的形而上學世界這兩極。一個完整的社會工作知識體系應包含了科學的不同層次。循著這一思路，社會工作學的知識體系建構需要這樣的多維視野：既要重視形而上學的理論探索，又要關注科學知識的實踐取向。

如前所述，在美國，社會工作學是以成為科學為目標而成為一門獨立的整合性學科，過去一百多年的發展歷史為這一論述奠定了基礎，也為正式提出“社會工作學”的這一學科目標提供了現實的可能性。不過，在中國語境下，要成為“學”，除了John Brekke所提出的核心建構、科學性、獨立性之外，更加強調學科之間的邊界和學科的自主性理論體系。循著這一脈絡并對照美國的發展態勢，我們可在以下四個方面為促進社會工作的發展而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1．強調個人與社會的雙重聚焦

社會工作與心理學、社會學不同之處在于，其干預的目標是個人與社會的交界面，既重視個人，又重視社會，具有個人與社會的雙重聚焦。潘光旦先生提出的“社會學的點線面體”對此很有啟示意義。在潘光旦看來，點是每一個人。社會工作理論首先要考察人以及人性，這是基本的出發點，這涉及到心理學理論和價值觀的討論。“點”與“點”之間連結就是“線”，線就是關系，是“點與點之間的刺激與反應”。中國人傳統上講倫常，實際上重視的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這說明社會工作需要有關系視角。“點和線的總和即為面”。面實際上就是更大的社會環境。社會工作講人在情境中，也就是說要將“點”放在“面”里進行理解。對于社會工作而言，的確不能僅僅關注“點”或“線”的面向，而是要看到宏觀的社會結構對人的影響。“面的累積就是體”，這就是要引入時間概念。實際上西方社會工作理論除了在人的發展理論里引入生命歷程這樣概念之外，很少系統性地討論時間問題。中國面臨的社會問題或個人面對的困境很可能需要放到時間的框架或歷史的維度里進行解釋，因為中國正處在社會轉型之中。不了解社會轉型的歷史脈絡，很可能就無法完全理解我們面對的挑戰，也無法有效地以專業的方式回應這樣的挑戰。因此需要關注中國社會的動態變化，將歷史的維度引入中國社會工作的理論框架之中，這一維度豐富了我們對人和事的理解。比照中國的現實而言，西方的社會工作還存在一個明顯的缺陷，那就是中國正在建構社會工作，這需要一套理論來解釋這一建構過程的發展性、過渡性與階段性，不能簡單與西方的成熟專業體制與職業體系進行對照，這需要新的理論視角。而這樣的理論視角與知識體系對于建構社會工作學具有重要的意義。

潘光旦提出的“點、線、面、體”四個字實際上正好暗示了社會工作學的不同維度：個體的、人際的、社會的與歷史的。有了這四個維度，就形成了構建中國社會工作理論體系的基本線索。與美國的社會工作理論不同，中國社會工作理論要特別強調“面”與“體”的面向。這是因為，中國的社會工作是社會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使命遠遠超出西方社會工作理論的視野所及，將社會工作與社會治理、社會建設、社會體制改革這樣的宏大敘事進行關聯，需要新的理論視野。就這一點而言，我們很難從現有的西方理論體系中獲得足夠的思想支持。相反，如果我們在這樣的宏大議題上形成系統性的理論創見，這對全球專業共同體是一個重大貢獻，也彌補了現有社會工作理論宏觀視野之缺失。在這個意義上，社會工作是“政治的”，因為它要回應公平正義這樣的宏觀議題，也需要倡導宏觀政策的改變以回應更多人的需要，從而改變社會的不平等。

2．促進科學知識與實踐智慧的融合

要成為社會工作學，首先就需要變成“科學”。在這一點上，我們需要形成共識，就是要推動證據為本的研究和實踐：經由科學研究修訂現有的西方社會工作理論，從而將這樣的研究結果轉化為中國的社會工作理論的一部分；不斷深人研究中國社會工作的實踐議題，建構新的社會工作知識，為社會工作實踐提供科學證據。

不過，社會工作學既要重視科學研究，又要重視實踐智慧。這是因為，科學知識可能形成一種霸權，使得實踐智慧成為屈從的知識。正如斯科特所指出的，各種形式的極端現代主義已經以“占統治地位的”科學觀點代替了實踐智慧，“在好的情況下，科學知識認為實踐知識是不重要的，在壞的情況下，則認為實踐知識是危險的迷信。”證據為本的社會工作的興起的確可能會以科學或專業化之名壓制實踐智慧的空間，臨床工作者的實踐經驗和服務使用者的反饋始終處于證據鏈條的最底層，這是彰顯了科學霸權，但未能包容不同類型的知識。

這就要求認識論和方法論上的突破，在這一點上，中國的傳統可能是有益的。比如，費孝通就認為理學的方法對于感知與覺悟的重視是有意義的。“理學講的‘修身’、‘推己及人’、‘格物致知’等，就含有一種完全不同于西方實證主義、科學主義的特殊的方法論的意義，它是通過人的深層心靈的感知和覺悟，直接獲得某些認識，這種認知方式，我們的祖先實踐了幾千年，但和今天人們的思想方法無法銜接，差不多失傳了。今天的人，包括我們自己在內的絕大多數學者，大多不知道這究竟是一種什么感受。但我們不能簡單地說這些方法都是錯的、落后的、應該拋棄的。它們不僅在歷史上存在了那么長時間，而且更重要的，這一套認識方法，已經變成一套理念，變成一群人的意識形態和信仰，確實解決了一些我們今天的很多思想方法無法解決的問題。”推己及人、將心比心可能是感知案主、認識社會的方式，唯有這樣，才有可能進入人與社會的深層結構，只不過我們以往對此重視不夠，這是以后需要糾偏的一個方向。由此可見，需要在實證主義強調的“科學”方法之外為進一步理解社會工作所面對的人與事提供一個新的途徑，這樣的途徑是內在于中國文化傳統的，是中國的社會工作知識體系的構成性要素，但需要我們進一步努力將這樣的方法操作化、具體化。有了類似的努力與嘗試，社會工作的知識體系就會更加豐富多元，且呼應后實證主義所主張的多維視角。

3．倡導全球視野與文化自覺的結合

社會工作的學科建設需要有全球視角，特別是要學習不同國家和地區應對社會問題的理論與方法，也應該形成基于人性的具有全球共識性的價值觀基礎和符合“科學”要求具有一般意義的概念建構與研究方法。但是社會工作的學科發展也需要有“文化自覺”，這樣才能真正回應人類社會的文化多樣性。“文化自覺”這一說法，是由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晚年在對自己的研究與現實的反思基礎之上提出來的。在費老看來，“文化自覺”之中的“自覺”所指向的一種“不自覺”狀態，人們往往生活在自己的文化中，而沒有用科學的態度去體認、去認識、去解釋，這就是不自覺的文化，也就是說對自己的文化沒有認識，以渾然不覺或習以為常的方式看待，或簡單地以二元對立的方式粗暴應對。因此，所謂“文化自覺”就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發展的趨向。”這樣的文化自覺，“不帶任何‘文化回歸’意思。不是要‘復舊’，同時也不主張‘全盤西化’或‘全盤他化”’。而自知之明是“為了加強對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取得決定適應新環境、新時代時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 因此文化自覺是在全球文化坐標之中尋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在全球化進程之中實現自主適應，而非被動適應。

在西學新知不斷引入的情況下，知識界很容易為“新”所困，有時候會簡單地將所謂的“舊”棄之一旁，處于一種對自己的文化不自覺的狀態。人們常常于日常生活與行動中實踐某種文化，卻沒有“自知之明”，這就要求反思我們的行動或實踐，特別是那些不太容易在“譯語”中得到解釋的行動。盡管社會工作是從西方引入中國的新興專業與職業，但不能忽視中國的傳統智慧與歷史實踐與社會工作的關聯性，需要將社會工作知識體系的建構于本土思想資源的脈絡之中。

4．推動理論整合與學科對話的綜合

從理論進展這一點而言，社會工作與社會學可以進行對照。社會學的分支學科之廣，似乎所有詞匯后面都可以加上社會學三個字,從而變成“ xx社會學”，儼然社會學帝國主義的鐵蹄橫掃天下，但這樣的表現之后，是內核的空虛，Collins無不憂慮地說，“我們失去了學科的連貫性；我們四分五裂為不同的專業領域，每個領域都各行其道、老死不相往來。”這是美國學科專業化之后的典型特征。社會工作不能沿著這樣的路徑前行，社會工作的理論進展需要綜合整合與對話兩個路徑。

理論的整合要求有“體系精神”，因為沒有體系精神，社會工作知識庫將會一盤散沙，最后只能以所謂的“價值觀”作為與其它專業的唯一區分，這不利于社會工作的專業聲譽與學科地位的建構。目前社會工作界普遍缺乏理論體系的野心。誠然，我們很難在短期內形成一個具有廣泛解釋力的社會工作一般理論，但“中層理論”的疊加就有可能形成具有統整性的社會工作知識體系與實踐框架，因此這樣的努力是必要的。

另一方面，社會工作需要尋求與不同學科的理論體系進行對話。對話轉向認為，理論的多樣性為具有生產性的智識對話創造了條件。這一論斷對與社會工作的理論建構具有非凡的意義。正如我們所見到的，社會工作要回應不同人群的需要、要面對不同的社會文化脈絡，更要直面社會的急劇變動，社會工作所需要的知識是多元的，可能短期內無法尋求一個統一的理論以解決社會工作面對的所有問題。但是不同學科、不同文化傳統、不同思想流派都有可能為社會工作從對話中汲取智慧并建構知識體系提供智識支持。

在中國的語境下，社會工作要以“科學”之名與政府、社會和民眾進行溝通，“科學性”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專業共同體需要形成這樣的共識。一旦社會工作的“科學性”像美國那樣得到確立，社會工作在中國的學科化就有了良好的基礎，這樣就有可能慢慢擺脫強勢學科的宰制，而界定自己的專業領地。

為此，需要涌現一批可以從事社會工作知識生產的研究者，這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社會工作學的建構是否具備現實基礎和知識準備。研究者要重視社會工作知識體系的累積性。這個體系是建立在西方已有社會工作價值、技巧與知識及科學化與學科化努力的基礎之上，但要以文化自覺的態度審視它們在中國的適用性，這需要經由經驗研究對它們進行驗證，被確認有效的就需要納入中國的社會工作知識體系的范圍之內。與此同時，要從切己的關懷出發，從一個個具體的問題領域、政策領域與實踐領域生產社會工作的專業知識，從而展現自己的專業性。

如此，“社會工作學”的建構不僅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成為科學”與“成為學科”是相繼而動的。唯有這樣，中國的社會工作知識體系與實踐框架才可能是連通中國與世界的，成為社會工作學的內在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