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很有可能是中國社會研究方法討論值得記取的一年。在我的印象中，自20 世紀70年代末中國社會學恢復以來，今年是對社會研究方法討論最多的一年。除了《中國社會科學》等相繼發表有關論文或筆談外，從今年上半年開始，一些學者如渠敬東教授《破除“方法主義”迷信——中國學術自立的出路》的訪談文章（載《文化縱橫》2016年第2 期），陳云松博士4 月22日在微信公眾號“定量群學”發表與渠敬東教授商榷的文章《走出費孝通悖論：談社會學的方法之爭》。“火藥味”最重的無疑是《新視野》雜志今年第3 期和第4期組織的有關“大數據”的論戰，圍繞大數據是否有“原罪”，潘綏銘教授和劉林平教授進行了“激烈”的論辯。當人們將目光聚焦在這些精彩的討論時，華裔社會學家趙鼎新教授6月18 日在微信公眾號“天地本然”發表了《科學其實只是一種片面而深入地看問題的方法》。曹錦清教授2008年底在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里所做的講座《論中國研究的方法》（原載于曹錦清：《如何研究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也被微信公眾號“友成企業家扶貧基金會”于今年4 月22日重新整理刊登出來。除此外，還有很多有關定量和定性研究包括大數據的討論文章在各類自媒體上發表。

透過這些文章，一方面能夠看到在不到十年的時間里，數量研究方法訓練和普及、大數據時代的到來，在海外留學尤其是在美國留學歸來的一批青年學術精英的引領下，量化研究似乎成為中國社會學研究的主流，我們似乎進入了一個“勿量化，不科學”，大數據一統天下的時代。但是，面對中國社會轉型的錯綜復雜，這種“科學”的量化研究似乎又不能回應這個時代出現的重大問題，不少學者認為，研究中國社會學要回到歷史，回到實踐，回到經典，只有把歷史和現實、理論和實踐結合在一起，通過歷史的分析和對中國社會轉型的實踐研究，才有可能回答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出現的重大問題。因此，以筆者愚見，2016年上半年開始出現的社會研究方法大討論，不僅是方法本身的討論，在其背后是中國學者在研究社會轉型等重大問題上的反思或“焦慮”，即如何研究中國社會轉型。它至少說明，中國社會學已經開始走向獨立思考，嘗試建立能夠與國際接軌的中國社會學話語體系，而不是一味照搬西方的理論和方法。

一、中國社會研究還處在以“歸納推理”為主的階段

在對研究方法討論的文章中，最受關注的應該是渠敬東教授的訪談文章，渠敬東教授在《破除“方法主義”迷信——中國學術自立的出路》中對“方法主義”及其所帶來的“學問與生活的疏離”進行了批評。渠文的觀點主要是：第一，要小心社會科學的美國化，如果社會科學不能基于人心和文明以及社會歷史變遷的基礎，將會陷入方法主義的泥潭。第二，方法主義不僅為“國際學術界所尊崇”，而且“嚴重地滲入在人文學科領域里，造成了學術整體的深層危機”，方法主義以為只要“找到確當的方法，便能夠發現和解析一切現實經驗及其歷史過程”，第三，社會科學大量使用西方概念產生的誤區，在于沒有對西方概念真正理解，西方已經成為我們經驗世界需要重構的要素，要賦予概念的新的含義，需要“拓展對于西方文明之基本理念及其演變機制的理解”。

渠文的觀點雖然沒有引發公開的討論，但在微信朋友圈中有不少議論，也有學者如陳云松博士在微信公眾號“定量群學”發表了《走出費孝通悖論：談社會學的方法之爭》，陳文認為，方法之爭反映了中國社會學的不成熟，只會愈加堅定原先所秉持的觀念，很難被說服，要倡導“一種觀念、方法和實踐上的學術包容”，理論和模型“都是對現實社會學的高度抽象化”，認為費老所說的“人文科學”只是一個愿景，因為人文方法論和科學方法論是“大相徑庭”的，科學依靠實驗，數據，圖表，模型，證實，證偽，復制，當代社會科學就是透過樣本和數據，用所能找到的最貼切的模型，對理論、觀點進行反復檢驗，從而解釋和預測世界。人文是依靠思辨，批判，創作，勾畫，想象，閱讀，提煉等方法，對不可直接觀測的情感、道德和精神世界具有越來越深邃的體驗。針對渠文對“方法主義”的批評，陳文認為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都各有其方法，但“科學追求方法的極致進化，人文追求方法的極致永恒”。陳文還對一些學者的人文主義傾向提出質疑：社會學者是否都必須從啟蒙讀物開始重新一輪古漢語的訓練和養成？即使如此，所得到的知識和思考是否如預期的那樣“激動人心”？陳文還宣稱在大數據時代，任何宏大理論都將面對“數據的驗證大考”。

從渠文和陳文的觀點來看，以筆者所見，他們的分歧主要在于如何看待“方法”，尤其是在社會學研究占主導地位的科學研究方法，如何正確認識西方的社會學理論，社會學家（不是全部）要不要回到歷史，怎樣回到歷史？如何理解費老所說的“人文科學”（前提是費老是否說過“人文科學”）？

如果有可能的話，筆者認為渠文所批評的“方法主義”改為“唯方法主義”可能更貼切一些。準確理解渠文的觀點，筆者認為渠敬東教授道出了目前社會學研究可能存在的一些傾向性問題，即當前中國社會學是否存在“社會科學的美國化”？所謂社會科學的美國化一般來說就是指社會科學研究愈益走向精致化、模型化甚至碎片化，米爾斯在《社會學的想象力》中曾經對美國社會學研究出現的碎片化傾向提出過批評。但是反過來說，以精致化、模型化為特點的美國社會學研究恰恰也是美國社會學發展的一個階段，如果回到20世紀50年代以前，美國社會學還是以定性研究為主，雖然有些數量分析，但基本上是以簡單的頻數分析為主，甚至到60、70年代也沒有發展到像現在那樣的高度模型化的水平。

精致化、模型化作為美國社會學發展的一個階段，以筆者淺見，至少需要三個條件：已經開始出現能夠指導定量研究的理論，在美國就是對定量研究有重要影響的、默頓所提出的“中層理論”，從而使社會學理論能夠與經驗研究相聯系；統計科學本身的發展，能夠為社會科學研究提供模型化的分析方法；電子計算機的發展和普及為大樣本問卷調查數據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分析工具。從方法本身來說，美國早年的社會學研究基本上是以“歸納推理”為主，實際上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人類對自然和社會的認識都是建立在以歸納法為基礎的“經驗科學”上，這些研究為科學研究提供了最初的理論。現在我們所講的定量研究則是建立在“假設演繹法”的基礎上，即在一定理論假設基礎上通過大樣本調查對研究假設進行驗證。

問題在于中國社會學研究目前處在哪個階段上？面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轉型出現的復雜局面，如何認識和研究中國社會，恐怕更多的還是以歸納推理為主，或許我們只有像費老一樣，對不同類型的個案做深入研究，將歷史和實踐研究結合在一起，才能更接近對中國社會轉型的認識，才能在此基礎上提煉出中國社會學理論，就如費老對中國社會的觀察而提出的著名的“差序格局”概念。當然，這并不排斥借鑒西方社會學理論和概念，運用科學研究方法，通過大樣本調查，對這些理論或概念進行反復檢驗，但是前提就如渠文所說的那樣建立在對“西方概念真正理解”的基礎上。

無疑，中國社會學恢復以來，受到美國社會學影響最深，它一方面使得中國社會學能夠在較短時間里獲得能夠代表西方社會學水平的最新知識，尤其是在定量研究方面能夠迅速趕上國際社會學潮流；另一方面，在這過程中，中國社會學定量研究也獲得了大量的成果，對西方社會學理論和概念的“普適性”做了大量的反復的驗證。但是，我們也不能不看到，其中也有不少粗劣的研究。筆者雖然沒有獲得規范的社會學訓練，但也了解定量研究中最重要的是“概念化”和“操作化”。如果細究的話，不少定量研究都會受到質疑，雖然這些問題的存在是因為不少研究采用的是綜合性調查數據，受到數據的局限，無法對某個專門概念進行全面的精確測量，但也存在對變量操作化不夠嚴謹的問題。比如，很多研究都將“黨員”身份用來測量政治權力，其實在現實生活中或如筆者曾經經歷的那個時代，大多數基層黨員并不具有我們所理解的政治權力，他們不僅不能獲得特殊的利益，而且要發揮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犧牲更多的個人利益，“先人后己”是大多數黨員的道德追求，也是黨員的基本準則。黨員身份的獲得或許和高考制度一樣，實際上也是一種人才“選拔機制”，他們不僅要做到“政治忠誠”，而且也要達到“業務優秀”。文革期間，筆者在上海工廠工作的一段時間里，很多黨員工人師傅，不僅工作勤勤懇懇，而且不少都是高級技工。如果他們能夠獲得比一般人更多的“報酬”，主要取決于他們的工作能力，而不是所謂的“黨員身份”。當然你也可以認為這是一種“功能主義”解釋。還有很多研究都將改革以前的中國經濟看作是“再分配經濟”，資源被高度壟斷，但是如果研究那個時代的經濟，我們會發現即使在“再分配經濟”時代，涉及居民基本生活的城市主要消費品雖然采用票證分配的形式，但是具體的“分配”仍然采用“商品經濟”的方式，更不用說還有大量的非主要消費品的“分配”采用的純粹的商品經濟形式，或準市場經濟形式，如文化消費、集貿市場等。還有，不少學者研究的“公共性”，往往是在一般的意義上去理解，而忽視了西方的“公共性”也是建立在特殊的文化基礎上，如貝拉等人就認為美國的“公共性”是和美國的文化有關的。諸如此類的概念還有很多，它不僅存在于定量研究，也存在于定性研究甚至理論研究。因此，如果不能回到中國的歷史和現實，直接照搬西方學者在對中國研究采用的分析概念，至少是不嚴謹或不慎重的。所以，不僅理論研究，而且實證研究都存在一個回到歷史和實踐的問題。

二、不可高估科學理性在社會研究中的作用

若從科學研究方法的角度進行反思的話，現在定量研究采用的問卷調查法也可以看作是“自然實驗法”，尤其是追蹤調查更接近于實驗法。我們知道任何實驗法都必須保證實驗環境的一致性，尤其是定量研究追求的是對理論或概念反復檢驗，從而證明這些理論或概念的“普適性”或相反。不少受過西方社會學訓練的青年學者在這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不僅要保證抽樣的科學性，而且力求問卷結構甚至包括題器、量表在內的“量器”盡可能與在西方國家曾經做過的同類研究保持一致。但是，我們往往忽視了問卷調查所在的“實驗環境”。這就是費孝通先生一再提到的西方的科學研究忽視了“人”的因素，沒有把人放進去。

說到這個問題，渠文和陳文都提到費老說過“人文科學”這個概念。前兩年筆者曾經通讀了《費孝通全集》，尤其是費老晚年的文章，在我的記憶中，費老并沒有說過“人文科學”，說的更多的是“人文社會科學”，以及在一些文章中說過“人文學”（有的在雜志上發表時表述為“人類學”），因此，如果費老說過“人文科學”的話，很有可能是口誤或筆誤。人文社會科學是否能直接理解成“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至少在費老的語境中還不能作如此區分。費老認為，西方社會科學因為“天人對立論”造成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的知識門類的割裂狀態。社會學的人文性，決定了社會學應該投放一定的精力，研究一些關于“人”“群體”“社會”“文化”“歷史”等基本問題。

費老一再強調社會科學一定要將人的因素放進去，在筆者看來就是，人是有特定“文化”的，而不僅僅是科學研究的一般對象。因此，當我們將帶有自然實驗邏輯的問卷調查方法運用到中國的研究時，不能不考慮西方人和中國人在文化上的差別。例如，當中國社會還沒有建立“普遍信任”、契約精神和教育程度相對較低的條件下，將會影響到一部分資料的“真實性”；不少問卷調查時間過長，若得不到被調查者的配合，將會嚴重影響到問卷調查質量；有些問卷涉及到的有關家庭或個人財富調查問項的“全面性”“私密性”和“復雜性”，雖然是研究必須的，但是這些問題恐怕連設計者本人也很難回答或不愿回答。當然，筆者不是完全否定問卷調查的作用，至少目前為止，我們還很難找到能夠替代問卷調查的方法來收集大樣本數據，而只是認為，當具有“科學主義”傾向的科學研究方法在研究社會時，研究者至少要保持一種審慎的態度，面對社會我們還是保持適當的“敬畏”，不能過分相信所謂的科學理性。

曾經受過西方自然科學嚴格訓練后又轉到社會學研究的美國芝加哥大學趙鼎新教授對科學研究的反思或許能給我們一些啟發。趙鼎新教授認為社會科學需要破除理科思維，社會科學領域并不存在科學“真理”。趙教授以自己的學術經歷認識到，學了社會學后，發現社會要比我們想象的更復雜，社會發展的方向也不是事先設計好的；社會科學的特點決定了它的方法論是多元化的。人作為追求意義的動物，對已發生事件的不同理解會引導我們采取不同的敘事方法。社會科學敘事的出發點應該對多樣問題同時進行解釋或理解。同時也指出中國社會科學過早地朝著定量化的方向發展，以為定量才是科學，是受到在美國求學和工作的學者的影響。以筆者理解來說，趙教授提出的多樣化的敘事結構的研究方法，一方面在于社會的復雜性，社會科學很難像自然科學那樣建立相對統一的理論；另一方面，敘事方式的多樣性，實際上也說明不同的社會科學理論對于同一事物的詮釋可能是多樣性的，因而很難有所謂的科學“真理”，同時，任何敘事研究都將包含深入的歷史研究過程。因此，在筆者看來這恰恰是社會科學的“魅力”所在。

趙教授的觀點實際上也間接否定了社會科學所具有的對社會發展的預測功能。如果從吉登斯的結構二重性理論去理解的話，社會結構不僅對人的行動具有制約作用，而且也是行動得以進行的前提和中介，行動者的行動既維持著結構，又改變著結構。但是，行動者的知識或信息又是不完全的，因此，其行動總會遇到一些“未被認知的行動條件”。或者也可以說，社會發展是無數個人有意無意的行為的“非預期性后果”，它既受到歷史上積淀下來的“非預期性后果”所形成的結構性影響，同時無數個人的行為又在有意無意地影響著社會的進一步發展，并改變著結構，因此很難發現所謂的社會規律。社會預測中存在的“自證預言”和“自毀預言”也說明對社會的科學預測是很難的。無數個人因為在一定的預測或理論預言的影響下，將會改變自己的行動并有可能經過整合成為“集體行動”甚至是全社會的“集體行動”，從而對社會預測產生重大影響。即使在數量分析達到最高水平的現代經濟學幾乎沒有通過數學模型對影響廣泛的經濟危機做出準確的預測，最多只能做出趨勢性預測或者建立在概率基礎上的因果判斷。

三、以“謙卑”的態度研究社會是社會研究應有的品質

與社會研究方法討論相關的一個熱門話題就是如何認識已經到來的大數據時代。除了陳云松博士提出的“在大數據時代，任何宏大理論都將面對數據的驗證大考”觀點以外，更為精彩的是潘綏銘教授和劉林平教授在這個問題上的“激辯”。如果“拂去”那些“激情”用語，論辯雙方提出的問題還是很有價值的。潘綏銘教授對大數據時代“一切皆可量化”觀點提出質疑，認為將會導致“剪裁現實生活、忽視社會情境、抹煞主體建構、取消生活意義”。劉林平教授則認為潘綏銘教授對大數據的認識存在嚴重的誤解，認為大數據是人類生活的實時記錄，并能通過互聯網存儲、獲取、交換和分析，并針對潘綏銘的觀點提出不同意見。

如果聯系到潘綏銘教授的專業背景，或許能理解潘教授對大數據時代“一切皆可量化”的否定。眾所周知，潘綏銘教授是國內著名的性社會學專家，有關人類性行為的研究，最為著名的就是美國的“金賽研究”，在他那個時代就已經采用問卷調查甚至實驗法來記錄人類的性行為，這些用來研究人類性行為的科學研究方法尤其是實驗法至今在中國還是“禁區”，我們最多只能采用問卷調查的方法收集這方面的信息，能否從大數據中獲得人們的性行為資料，至少目前還沒看到。人類性行為具有的生理、心理、社會的復雜過程，以及極強的私密性，具有“即得性”的大數據不知從何得到？即使在性觀念很開放的北歐社會，好像也沒聽說過有關人類性行為的大數據。在這個意義上，至少在當下，斷言大數據時代“一切皆可量化”，顯然是不慎重的。大數據時代的到來，雖然為社會研究者提供了一個非常廣闊的領域，但我相信其中還有很多方法論的、倫理上和技術上的問題需要討論。

潘教授所說的“剪裁現實生活、忽視社會情境、抹煞主體建構、取消生活意義”，不僅定量研究可能存在，定性研究也有可能存在，這些問題都反映了科學理性存在的局限性，即想象意義上的科學理性和實踐意義上的科學理性并不都是一致的。比如“剪裁生活”，恐怕任何社會研究都具有這樣的問題，研究者在研究具體問題時，都會就問題的某一方面深入展開或拓展。就如大家熟悉的問卷調查，問卷設計的邏輯就是從研究者先有的研究假設或設想開始的。個案研究或許一開始是對研究對象進行全面的調查，但隨著研究的深入，也需要聚焦于某個問題上。無論是定量研究還是定性研究，都會隨著研究的深入，都會“刪去”自以為是“無關”的信息，但人類的認識局限，有時很難分辨哪些因素是有關的，哪些因素是無關的。舉個不恰當的例子，社會研究“攝取”的資料，就如一幅優秀攝影作品，看起來很美，但實地觀察并不盡然。

至于陳云松博士認為“在大數據時代，任何宏大理論都將面對數據的驗證大考”，這是一個很令人期待的“愿景”，但前提是對宏大理論要進行界定，雖然陳文排除了與社會哲學相關的概念，但社會學宏觀理論或元理論，在我的理解中有些很難與社會哲學區分開來，要不默頓也不會提出“中層理論”了。定量研究對概念的操作化，一方面能夠達到盡可能的“精確”測量，但精確測量的結果，也往往會使一個概念尤其是那些抽象程度較高的概念在操作化之后，有可能失去概念本應該有的“想象力”或“靈性”。因此，在大數據時代，能否對宏大理論進行“驗證大考”，或者能夠的話，是否會影響到一個理論概念的想象力和解釋力？

說到這里，或許有人以為筆者對定量研究或大數據研究是持否定態度的，其實不然，我只是對科學主義方法持謹慎態度而已。大概在5、6年前，在南京大學舉辦的“中國研究”最后的討論會上，筆者聆聽了謝宇教授和閆云翔教授當堂進行的辯論，其中也涉及到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孰優孰劣的問題。在我看來無論是定量研究還是定性研究在進行社會研究時，既有它們的積極作用，但也存在各自的局限性。從學術分工來說，包括歷史分析在內的定性研究，或許在發現理論或詮釋理論上更有其所長，定性研究不能滿足于“講好故事”，雖然能將故事講好并非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定量研究或許在驗證理論，使得理論具有“普適性”能夠發揮更好的作用。雖然也有學者認為，個案研究可以通過理論發現或詮釋也能達到“推論”的目的。但不管怎么說，兩種研究方法相輔相成，或許能夠接近所謂的“客觀事實”。至于社會學家在對歷史研究時，是否要從古漢語、四書五經開始，則是個人的選擇，在西方社會學家中，也不乏同時也是歷史學家的。

有關對客觀事實的認識，筆者在上《社會研究方法》課程時，喜歡用一個心理測驗圖（見下圖）和學生一起討論什么是“客觀事實”。該圖一般會看到兩種圖像，或者是一只花瓶，或者是兩個人的側臉。但是如果發揮想象力的話，看到的圖像可能更多，如木柱、托盤、河道等，如果一個數學家來看的話，或許就是簡單的線條。問題在于為什么對于同一的“客觀存在”，人們看到的卻是不同的“事實”？實際上人們看到的“事實”是和價值相關聯的，即與人的知識結構有關，這種知識結構既來之人們受到的教育，也包括人們的經驗生活，以及個人的價值取向，因此人們看到的事實實際上是“經驗事實”。韋伯所說的價值中立實際上也是指價值關聯下的價值中立，不同的價值關聯所觀察到的“經驗事實”有可能是不一樣的。社會科學以經驗事實作為研究對象，更需要通過韋伯所提倡的“投入理解”的方法，去詮釋和理解與價值相關聯的經驗事實。至少在社會研究中，研究者苦苦追求的建立在“客觀事實”基礎上的規律性認識，實際上是以“經驗事實”為基礎的。如果從終極意義上去理解的話，客觀事實可能接近于“本原事實”，就如圖所顯示的只能是一種“客觀存在”，一旦用語言或概念進行描述的話，那就是“經驗事實”了。因此，從經驗事實到“本原事實”似乎是人類無法跨越的一步。當然，筆者不是否定人類對社會和自然的認識作用，但無論是定量研究還是定性研究，對社會和自然保持一種“謙卑”的態度，或許才是社會研究應該有的品質。

四、晚年“費孝通之問”：中國社會學研究無法回避的問題

中國社會轉型已經經歷了30多年的時間了，社會研究方法的大討論背后呈現的“焦慮”或反思，實際上是如何認識中國的社會轉型等重大問題，雖然筆者認為在社會研究中很難獲得“規律性的認識”，要持有謹慎甚至“謙卑”的態度，但是這并不妨礙我們在社會研究中能夠獲得多樣性的結果或理論，從而開展真正的學術對話。

費老晚年時，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通過中國和西方國家社會發展的比較研究提出的“費孝通之問”，是中國社會學研究無法回避的問題，它涉及到如何理解中國社會轉型。筆者所講的方法之爭背后的“焦慮”或反思，實際上也是如何研究“費孝通之問”中提出的中國社會變遷或轉型等重大問題。

費老認為，今天中國的社會結構不是49年建國憑空創造出來的，它是過去幾千年社會結構演化的繼續，是和過去的社會密切相關的，具有自身演化的內在邏輯，是中國文明演進中的一個連續過程的一個階段。當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后變成了毛澤東思想，后來又發展成了鄧小平理論，這背后一定有中國文化的特點在起作用，可是這些文化的特點是什么，怎么在起作用，我們都說不清楚？

“費孝通之問”實際上提示我們在研究中國社會變遷或轉型時，有關“我們從哪里來”“我們現在在哪里”“我們將會去哪里”這些根本性問題還沒有完全搞清楚，雖然人們對這些問題會有不同認識，但是只有通過學術對話，認清“我們從哪里來”“我們現在在哪里”，才有可能獲得對“我們將會去哪里”的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