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伯在中國思想界三十年的歷程中占有很特殊的地位。《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的翻譯和出版自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不間斷地滋養著大學和學界，相當深刻地影響了幾代學者進入西學、認識西方的過程。今天，這本書開啟的對韋伯思想理路的討論并沒有隨著大量專門研究的展開而衰弱，而在中國學者身上獲得了一些更為關鍵的動力。在《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當中，我們很清楚地看到，韋伯研究的核心的關注，首先是西方世界自身的樣態的問題。韋伯對西方古代以降的核心命題的檢討，如資本主義的興起、新教教派的影響、現代國家與暴力、官僚制等等，首先是改變了西方思想認識自身傳統的局面。作為西方或者歐洲文明之子的韋伯，其研究的基礎，卻是在相當程度上將所謂的 “母文化 ”陌生化的結果。

前輩學者如蘇國勛等在最早引介韋伯的時候就敏銳地注意到韋伯思想的 “文明母體 ”學說體現在他的 “世界宗教 ”學說，即“世界宗教 ”的倫理理性化學說中。與此同時，韋伯學說中另一個深具世界歷史色彩的是他的支配社會學的學說。作為韋伯 “經濟與社會 ”寫作計劃中篇幅最大的部分之一，支配社會學以支配行動的結構，而不是經典政治學或法學中的 “政治人格 ”團體作為分析政治的基本入手點，對世界主要文明中背負不同政治意志和行動能力的行動者進行了精當的分析?！爸?”，或者說支配者、被支配者和行政者之間的關系，極深地改變了我們理解政治中 “規范性 ”的前提。

韋伯論現代國家的學說，有明暗兩條主線。所謂的明的主線最為社會科學者熟悉，即國家是極為特殊的政治組織（politischer Verband），它在領土內形成對正當性暴力的獨占。韋伯強調國家的形態只有在現代才得到充分的發展。所謂暗的主線，指的是這樣一種國家的概念在韋伯最為系統的政治學說，即“支配社會學 ”（Herrschaftsoziologie）里面的理論位置。很顯然，暗線迂回復雜，明線直接，而我們也會想象韋伯在 “暗線 ”中的工作是為國家在 “明線 ”上的含義服務的。

然而，兩個主線之間的差別非常明顯，支配社會學的核心部分，是在正當性基礎（Legitimit.tsgrunde）的概念下組織的。韋伯承認國家的暴力壟斷的性質，但何以韋伯在支配社會學里面卻恰恰要講暴力的反面，“正當性 ”為基礎的政治？無論如何，實現對合法暴力的獨占是非常復雜的過程，從他在《政治作為志業》的精到闡發來看，這個過程具有政治（家）倫理和國家行政架構兩個重要面，這樣一來，從支配社會學來看韋伯最為人周知的現代國家定義就更不容易了。

支配社會學如何告訴我們什么是操控暴力的政治家，他怎么對暴力的使用負責任呢？

國家作為 “正當性 ”的機構和作為 “暴力 ”之經營（Anstaltsbetrieb）之間的張力是廣大社會學家都比較清楚的，深受韋伯 “支配社會學 ”影響的歷史社會學家更不例外。所以歷史社會學家從韋伯國家學說的遺產中分出側重統治的和側重行政的兩個維度。歷史社會學家非常強烈地傾向于從側重行政的維度，即所謂基礎性權力（infrastructure power）來理解現代國家之緣起。

但是這個側重并不意味著歷史社會學只是關注資源的汲?。╡xtracting）而放棄了認識國家作為規范秩序的努力。恰恰是關注基礎性權力，使得現代國家對歷史社會學呈現的第一個形象，是家產制國家的君主（Patrimonialfürst）形象。這個強烈地從 “財產 ”中汲取資源的家產制國家，和同樣是經由韋伯的論述而被社會學熟悉的 “治理型國家 ”具有非常不同的形態。在韋伯的支配社會學概念里面，家產制君主既是恣意的，也可能具備最強的政治意志，因為他代表了將政治的支配變成所有物那樣去經營，更為準確地說，變成私產那樣去汲取。一言以蔽之，早期現代國家的重要面向，是以家產制君主行絕對權力的架構，包含了復雜的人身化（pers.nliche）的過程。這個架構的一個重要維度，是行政領域的公職（office）被變成私產的過程（appropriation）。通過給國王繳納捐納金擔任公職的官員變成了所謂的 “捐納官員 ”（venal office），也就是國王在領土內建立自己的直接統治的 “家產制官員 ”（patrimonialen .mter）。這樣一來，君主在行政權的空間里面獲得了自身的籌碼，這一點在法國的專制王權里面似乎也得到了非常重要的印證，也是家產制在早期國家的政治里面的重要的經歷。正是這樣的家產制君主，突破了封建制法權對國家的約束。

然而，家產制君主借助權力網絡和公職私有的崛起并不是社會學理解的家產制的全部。韋伯在支配社會學中很敏銳地看到，家產制官僚的基本動力是依賴支配者的家計來維系的方式，要轉變為家產制官僚依靠俸祿或者采邑的方式。“舊制度 ”下的特權階層會著力通過家族網絡、類親族關系來控制地方教會和世俗官職，乃至運用形同捐納官的辦法保護自身所持的行政汲取能力。職官變成了財產性的占有（proprietary officeholding），是家產制背后的那種接近占有性 “欲望”的另一面。在歷史社會學看來，可能和絕對君主就行政汲取發生爭奪的特權階層需要以某種形式的代表制度來平衡君主權力。但以什么樣的方式組織自身，以什么樣的形式遭遇到君主權力，對現代國家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響。

因此，歷史社會學視角下的 “家產制支配 ”一方面是以家產制的途徑上升的絕對君主，另一方面則是以特定的組織方式進行身份化的特權階層。這一雙軌制的背后是現代政治社會在韋伯那里體現的深刻而豐富的規范內涵。非常明顯，韋伯的支配社會學幾乎系統性地回避了我們在討論現代政治，尤其是從政治理論理解現代政治的一些關鍵點。韋伯不僅幾乎不涉及現代政治的外在（主權問題），也對政治的內屬（一政體下的人民對何謂幸福的理解）很少著墨，這樣的支配社會學總體上看是非常特別的，這樣的支配社會學對我們理解政治可以帶來什么改變？正如李猛等學者看到的那樣，中國學者異乎尋常地重視韋伯思想的 “整體 ”格局，對他重寫世界文明的 “觀念類型 ”所表達的思想意識投入了很多的思考，這樣的學術意識和研究積累無論對于認識今天的韋伯思想還是今日的中國文化與世界都是最為珍貴的財富之一。

田耕：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