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社會的變革與經濟轉型，“族”正在成為中國青年社會轉型過程中一個“現象級”的社會事件。“族”不僅驟變為我國青年的一種生存現象，而且演化為當下社會生活中的新語言。作為中國青年當下的一種生存方式，“族”蘊含著深刻的社會學追問：一是“族”行為與社會變遷有何聯系？二是“族”現象的出現折射出當代中國青年怎樣的行為邏輯和文化意蘊？從“族”現象的由來、特征、成因進行社會學分析，有助于我們正確認識當代青年所謂“另類”的生存現狀及生活趨勢。

 “族”字在詞源上的初始含義為“鏃”，是“矢鋒”之意。后來引申為“眾”，也即眾多、成群、群體之意[1]，接近社會學意義上的“社會群體”。在社會學中，社會群體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上的社會群體泛指一切通過持續的社會互動或社會關系結合起來進行共同活動，并有著共同利益的人類集合體；狹義上的社會群體是指由持續的直接交往聯系起來的具有共同利益的人群。譬如，電梯中的乘客、火車中的旅客、網絡中的播客，雖然都是集中起來的一群人，他們之間或許有共同的規范，但是他們之間的關系是臨時性的。而青年中的“族”現象中的“族”更多的是統計學意義上的“群體”，是統計者將具有某種共同社會特征如年齡、文化程度或行為習慣的人歸為一類，他們之間不一定有什么交往；也不必然有什么共同利益和共同遵循的規范，我們只能稱之為社會類屬。從這個意義上講，青年“族”現象中的“族”更多意義上只能認定為共同具有某種年齡、文化程度或生活習慣的社會類屬。

在中國，較早被冠之以“族”的群體要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末的“追星族”，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后，一些港臺的流行音樂、影視劇風靡大陸，之后湖南衛視的“超級女聲”爭霸賽紅遍大江南北，青年“族”現象逐漸成為傳統媒體和新興媒體所關注的對象。一時間，哈日哈韓族、啃老族、夾心族、北漂族、急婚族、急嫁族、御宅族、閃婚族、月光族、奔奔族、草莓族、傍老族、恐歸族、賴校族，等等，不斷出現。這些“族”類詞多是媒體對中國社會變革中某一類青年群體的符號化解讀，是時代變革和社會轉型中某一類青年生活習慣、行為舉止的不確定心理和行為的體現，反映出社會劇烈變動中這一類人的心浮氣躁、不諳世事的生活態度，當然也是時代轉換中青年人身上特有的一種文化現象。根據中國青年“族”的社會網絡、組織方式、年齡特點、生活習慣、行為特征及其表現，我們認為，中國青年“族”現象具有以下幾方面的特征。

(一)青年“族”現象的群體性

群體性是指中國青年“族”不只是一個個體現象，而是一群人的行為習性的體現。這種群體性特征可大可小，可分可合，至于大小分合，與社會學意義上的其他社會群體不同，“族”內沒有形成群體意識和群體規范，也不存在持續性互動，更談不上有統一的意志和行動。例如，當我們談到“啃老族”時，所指向的群體數量可以說非常龐大，但相對于“上班族”而言數量又顯得少了很多。當我們談到“哈日哈韓族”時，他們在互聯網空間是聚合的，但走出互聯網卻又是分散的。但毫無疑問的是，無論青年“族”類是大是小，是分是合，都有著共同的群體性特征，在生活習俗、行為舉止、生活態度、生活方式等方面有著很多的相似性，是群體性行為的一種文化表征。

(二)青年“族”現象的自發性

青年“族”現象的自發性是指同一族類的人在族內的關系只是臨時性的，沒有群體意識，不遵循群體規范，也不進行持續性的交往和互動，凡事更多層面來自于自我感知、認識和行為活動，自發的因素多，參照的行動多，主觀的行為多，外在的約束少。例如當我們談到“恐歸族”時，更多的是自我心理意識的作用和驅使，為什么“恐歸”、怎樣“恐歸”，全是自我感知、自我心理的不自覺的認識，社會沒有強制，家人沒有驅使，多是源自于經濟拮據、事業沒有起色、情感沒有歸依，擔心在家人、親戚、朋友和鄰里面前“不好看”，因而，不自覺地產生“恐歸”心理，于是在行為上拒絕回家。當然，對于“恐歸族”而言，與其說是心理上的擔憂、拒斥，倒不如說是文化意義上的“面子”問題。

(三)青年“族”現象的年輕性

這里的“年輕性”我們也可以稱之為發生在青年人身上的一種青春的旋律。在人生的各個階段，青年群體與其他群體最大的不同就在于這是一個多變的時期。“在這個時期里，年輕人不斷地發現自我，力圖形成主體的自我，并尋求自我的獨立。性的成熟成為誘發這一過程的主要因素之一，而與之相伴的則是心理結構的改變——從統一到分類，從簡單到復雜，從被動到主動。心理結構的變化一方面表現為自我意識的覺醒和日益膨脹，另一方面是依賴感和安全感的動搖。”[2]按照心理學家埃里克森的解釋，青年時期的個體正是“自我同一性”的塑造期，它多以多變、躁動、不安、不適的情緒性加以表現。在行為上時而歡喜，時而沮喪，時而焦灼，時而急切，時而低沉。煩惱與憂郁、浮躁與不安、多變與任性相互交織，成了青年“族”現象生成的情感起點，也是他們行為趨向的邏輯起點。

(四)青年“族”現象的時代性

時代性特征是指青年“族”是時代的產物，烙著時代的印記，體現著時代的價值。時代的變化，青年“族”的特征和名稱也在變化。時代的變化和發展與社會生產力、科學技術的發展密切相關，尤其是科學技術的發展和不斷進步，使得青年的物質財富前所未有地豐富起來，與此同時，其生存的壓力感、緊張感也是前所未有的。面對激烈的競爭環境，面對變動的社會形勢，優越的物質條件和相對寬松的成長過程使得青年的抗壓力、抗挫折能力變得異常脆弱，只要有條件就想躲避在父母的羽翼下“拒絕長大”，“蝸居族”、“啃老族”、“月光族”亦如此。在他們身上，既缺乏父輩們的吃苦耐勞精神，也沒有經歷過父輩們的社會歷程，有的更多的是現時代社會禁忌的寬松、物質的寬裕以及價值取向的多元，加之個體青春期的“逆反”，追奇獵艷，“我的青春我做主”等的叛逆意識，因而使得他們對人生意義的思考、精神價值的追求以及對人性的呵護似乎變得越來越困難。他們崇尚時尚、向往城市、標新立異、富于夢想、敢于冒險，一旦受挫就頓感迷茫，于是成為外表光鮮的“草莓族”，逃避現實的“蝸居族”，不思進取的“啃老族”等。

(五)青年“族”現象的非主流性

 “非主流”是針對“主流”而言的。“主流”是大多數人認可、樹立、確認、劃定的思想、做法和事實，而“非主流”卻是以追求個性、另類、非大眾化而呈現出來的不刻意模仿、特立獨行的言行、思想和做法。非主流行為比較流行于QQ和博客空間，試圖通過非主流模塊、非主流flash、非主流圖片、聲音、語言、服飾、流行發飾，盡情展示自己的“酷炫”和個性，用以吸引人們的眼球。青年“族”現象的非主流實質是一種“眼球文化”，是伴隨著互聯網的普及以及在互聯網空間彌漫著的一種個性化、另類型、非大眾性的文化角色。不過，相對于整個青年群體而言，青年“族”只是青年群體中的一小部分，這部分青年人要么是家庭狀況非常優越、沒有太多物質生活壓力、喜歡自我張揚和標新立異的“追星族”、“HI族”、“潮男族”、“擺闊族”；要么就是家庭狀況不佳、物質不豐、向往都市生活而又缺乏生存動力和勇氣的“月光族”、“恐歸族”和“急嫁族”。

根據青年“族”的行為特征，我們大體上可以把青年“族”現象概括為這樣幾種類型：(1)“積極主動型”。這一類青年的生活態度比較積極，道德取向較為正面，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上較為積極主動地進行自我選擇，有著一定的行為意志沖動。例如，向往城市生活的“北漂族”，希望結束單身生活的“急嫁族”，忙于生活的“奔奔族”等。(2)“消極避世型”。這一類青年多是由于性格、環境制約等因素的影響，生活態度比較消極，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上較為被動，性格較為孤僻，心理較為抑郁。例如，漂泊避世的“恐歸族”、不諳世事的“啃老族”、不思進取的“賴校族”等。(3)“娛樂消遣型”。這一類青年生活態度較為中性，道德取向簡單，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上奉行娛樂消遣，追求感官刺激，奉行享樂主義，沒有什么生活追求，缺少奮進意識。例如，為滿足虛榮的“擺闊族”、尋求刺激的“HI族”、貪圖享受的“傍老族”等。(4)“生活隨意型”。這一類青年生活態度較為隨意，行為不緊不慢，既有生活方式的自我主動選擇，也有因環境和條件制約下的無奈選擇，生活中懷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順其自然”、“隨遇而安”的心態看待人世間的一切。例如漂移在城市的“蟻族”，這一類青年在青年“族”現象中所占的比例較大。

青年“族”現象的存在和發展有其深刻的社會學原因：青年個體社會化沖突是其內在因素，社會轉型與變革是其外在因素，代際沖突與家庭結構變化是其間接誘因，媒體話語催生是其直接動因。

 (一)青年“族”現象的個體社會化沖突

在社會學中，社會化是指“個體在社會互動過程中，逐漸養成獨特的個性和人格，從生物人轉變為社會人，并通過社會文化的內化和角色知識的學習，逐漸適應社會生活的過程”[3]。社會化貫穿于人的一生，但在整個人的生命歷程中，青年期上承兒童期，下接成年期，是個體社會化非常特殊和關鍵的一個時期。按照埃里克森的解釋，在這個時期，青年人開始思考“我是誰”、“我將向何處去”等重大人生問題。但是，在現代社會的快速變遷中，青年社會化的塑造不再僅僅依賴于家庭和學校的教化，父輩的成長經驗和老師的系統性教育很難全部移用于晚輩和學生，相反，大眾傳媒、同輩群體的影響將更加直接和深刻。凡此種種，使得一些青年人在成長過程中很容易遭遇“自我認同危機”。按照社會心理學的解釋：“‘自我認同危機’是對自己的角色定位認識不清，所作所為與社會的角色期待不相符合。‘自我認同危機’不能及時化解有可能會導致偏離行為。”[4]青年“族”群體在其社會化過程中，由于對傳統生活方式和價值規范的否定、拒絕甚至排斥，他們在后現代思潮的影響下既希望超越傳統，也希望標新立異，確立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規范。“青年價值觀屬于社會價值觀系統的一個‘亞系統’……都有一種與主流價值觀分離的趨向。”[5]青年群體的這一非順應傾向表現出極大的自主性和自發性，他們在社會化過程中具有創造性的自立和個性化的發展是值得肯定的。清心寡欲的“宅人族”、心靈環保的“樂定族”、追求節儉和品位的“酷摳族”、幫人答疑解難的“幫幫族”，這是一種“積極主動”的自我選擇。當然，由于青年對社會的整體感知能力不是很強，不可避免地與社會發生心理和行為上的沖突，因而導致被動的生活狀態。例如，初入職場抗壓能力差的“草莓族”，心高氣傲的“恐歸族”、滿足虛榮的“擺闊族”等。此外，由于外在環境和條件的限制，主動選擇而又不得已而為之的“蝸居族”、“北漂族”等。客觀上講，青年“族”現象的產生與青年個體社會化的價值沖突密切相關。正是由于個體社會化過程中心智的不成熟，再加上價值取向上的主觀性，使個體自覺與不自覺地歸屬為“族”的一類。

(二)青年“族”現象的社會轉型

“社會轉型是一種整體的和全面的社會結構狀態的過渡，其內容表現為結構的轉換、機制的轉換、利益的調整和觀念的改變。”[6]轉型時期因結構、利益的變動必然會引發人們思維意識、思想觀念的變化。在多元、多變、多層和社會結構失衡的轉型社會中，就業方式、組織結構也呈現出多元化、多層級的發展態勢。面對驟變的社會形勢，青年人對于社會、他人以及家庭的認同度和信任感降低，社會交往過程中的自我防備和被排斥意識增強，導致缺乏安全感，自信心不足。加之大眾媒介的話語催生作用，無端地被貼標簽化，久而久之，也就按照被貼標簽的模式行事，因而分化為青年“族”。按照社會標簽理論的解釋，“標簽是社會(他人或社會組織)給有關人員加上一個身份證明，這些標簽不一定從客觀上反映這個人是什么(因為有些標簽是社會錯誤地加給某人的)，但它卻能在一定程度上決定著這個人將會變成什么”[7]。事實上，青年“族”現象是社會權力階層給予某些特定人群的一種身份定位，或進行的符號化解讀，意在把自身與這類人群區分出來。當然，對于被貼標簽的青年“族”類而言，由于在轉型社會中自身不甘于被區分，因而進行特立獨行式的個性化抗爭，但現代社會信仰的迷茫以及價值取向的多元又使其缺乏目標與抗爭的資本，繼而便轉向個性化張揚，成為主流社會和主流文化所排斥的對象。正如美國社會學家莫頓所言：“個人若是缺乏文化所包含的目標以及社會所認可的手段，就會產生退縮心理，導致個人躲避任何與現實生活接觸的機會，拒絕任何與社會互動的平臺。”[8]

(三)青年“族”現象的代際沖突

社會的不斷變革，使得中國的家庭結構的小型化、簡單化、空巢化特征日趨明顯和突出，其衍生出的社會問題也越來越明顯。在所有的家庭矛盾和問題中，較為突出的就是父母與子女之間的溝通和互動問題。有限的互動交流會因為認知方式、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的差異產生代際沖突，這種代際沖突有些時候表現得較為劇烈和粗暴，最終導致父母與子女之間的不認同和不信任。代際沖突與文化傳承不無關系。美國文化社會學家米德在代溝問題研究中，將文化的歷史傳承區分為后喻文化、同喻文化和前喻文化。其中，“后喻文化”變化遲緩，是年輕一代學習長輩的經驗，這種文化代代相傳，“它的延續既依靠老一代的期望，又依靠年輕人對老一代期望的復制”[9]。因而在父母與子女的互動中子女要絕對服從父母。“同喻文化”變化相對較快，年輕人雖然仍處于支配地位，但同輩人卻成了他們學習和效仿的榜樣。父母與子女在文化上是相互適應的過程。“前喻文化”則是文化發展的一個全新階段，代際間出現了明顯的斷裂，年輕人在知識、信息、技能等方面優越于長輩，年長者不得不向年輕人學習他們未曾有過的經驗，“因為在這種文化中代表未來的是孩子，而不是父母或祖父母”[10]。可以看出，米德的文化傳承三類型集中展示了老一輩與年輕一輩人的文化傳承關系，也深刻揭示了社會變革過程中父母與子女之間代際沖突的原因。正是源于這一文化意義上的沖突在父母與子女之間產生的觀念、價值取向上的代溝，使得子女與父母的溝通產生困難，導致相互不認可和不信任。此外，社會轉型中就業方式、組織結構和利益取向的多樣化發展，使得青年人在緊張的家庭環境與競爭的社會環境中受挫、被動，進而產生焦慮、憂郁、冷漠、孤僻和對抗心理，只好將自己“包裝”為另類，于是“北漂族”、“急嫁族”、“蝸居族”、“賴校族”等“族”類現象便由此產生。

(四)青年“族”現象的媒體作用

在今天，互聯網等新興媒體已經滲透到人們生活的各領域并發揮著越來越重要和深刻的影響，尤其是對青年群體的影響較為明顯和突出。互聯網興起于西方發達國家，在其傳播過程中難免滲透西方社會的價值觀念、信仰意識和文化取向，同時，“快餐式”的文化包裝對于青年人有著極大的吸引力和誘惑力，長時間在網絡世界里的生活與學習，必然會在思想觀念、價值取向、行為活動等方面受其感染和影響。互聯網文化的開放、多元、去中心化、虛擬和互動性，極易與傳統文化的保守、主導、組織、現實、單項性相沖突，這樣，在互聯網文化環境下成長起來的一代必然會拒斥傳統文化的影響，而趨向互聯網世界的特立獨行，各式各樣的“族”類現象便應運而生。此外，網絡社會的崛起，互聯網世界中的媒體精英為了在激烈的競爭中吸引眼球，千方百計憑借自己的信息、技術和經驗優勢，精心地創造著一個個“媒體新詞”，強迫大眾進行媒體消費，加之媒介的“暈輪”效應，大眾便自覺不自覺地接受和使用這些“媒體新詞”。盛行于青年身上的“族”類新詞，在很大程度上是媒介人憑借其強大的話語霸權，催生著大眾消費的結果，而這個過程也正如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爾迪厄所說的“象征性暴力”。這種媒體的“象征性暴力”影響了一部分人的價值取向，同時也塑造了一部分人的行為方式，于是“族”現象便隨之產生。

青年“族”現象實質上折射了青年生活方式的變革，這種變革源自于我國從鄉土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以及技術變化所引發的生活方式的變化。這種社會轉型和技術變革帶來的變化既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影響。就其積極面而言，青年的主體性、自主性、流動性、創造性顯著增強；就其消極影響而言，青年“族”現象本身蘊含著不可化約的社會性風險，這種社會性風險主要體現為以下兩方面。

(一)“族”現象會使青年社會化受阻

在青年社會化的過程中，多數青年是在家庭、學校和社會環境中習得文化知識和技能并內化為自己的思想和意識的，這種過程既能夠保證社會化的發展方向，也能夠達到社會化的效果。即從一個生物人變為社會人，能夠逐漸適應社會的過程，這個過程要貫穿青年的整個時期。但是青年“族”現象中無論是尋求刺激燃燒青春的“HI族”、為滿足虛榮的“擺闊族”、追求都市生活的“北漂族”，還是處于社會環境消極被動的“啃老族”、“蝸居族”、“宅人族”，或是兩種類型兼具的“蟻族”等，由于過早地把自己歸為某一類人，其行為方式、生活方式、價值取向也會過早地逃離家庭、學校和社會環境的熏陶，不僅不利于身心的健康發展，而且由于缺乏運動使其身體狀況每況愈下，而那些缺乏正常交往的青年會出現某種人格缺失，長時期的“族”人生活，不可避免地會阻礙其社會化發展。青年時期正是充滿朝氣和活力四射的時期，也是個體情感、意志的塑造期。青年意志的塑造離不開社會交往，更離不開學校、家庭的正確引導。青年“族”式的生活方式實際上是將自我區隔于學校共同體、分隔于家庭生活特立獨行的一種生活形態，這種生活形態的特點是習慣于自我封閉、自我打拼、自我娛樂、自我主張、自我感受和自我需求，一旦行為受阻則容易沉迷于虛擬的網絡世界而不能自拔。長此以往，必然會形成虛幻、消極的人格，產生抑郁、焦慮、羞于與人接觸的心理，這對人的意志的養成會造成不良的影響。而意志的養成是在與環境的抗爭中逐漸磨礪而成的，脫離了社會環境，人的意志就會變得非常脆弱，身體機體功能會下降；青年意志削弱會使其思想消沉、情感淡化、行為失范。

(二)“族”現象會使社會整合受阻

社會整合是指社會按照一定的社會規范或規則將社會系統中的各自獨立而又有內在聯系的不同要素、不同部分、不同群體結合成一個有機整體的過程或結果。社會整合的思想最先由法國社會學家埃米爾·迪爾凱姆提出并加以系統研究。迪爾凱姆認為：“人們之間、群體之間協調、結合的紐帶是社會團結……不同的社會有著不同的社會整合方式，機械團結和有機團結分別是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的整合方式……社會越發展，分工越細致，每個人對社會的依賴就越深，社會的統一性就越大，其社會整合的程度就越高。現代社會的整合程度比傳統社會的整合程度越高，從而社會整合在現代社會中的作用越大。”[11]青年“族”現象的大量存在，必然會形成各自獨立的社會性類屬，這些類屬的生活方式、行為方式和價值取向的差異必然會分化社會的協調力量，阻礙社會秩序的建構，甚至會造成與社會整體關系的對立和緊張，不利于社會整合和良性運行。

原文參考文獻

[1]石茂明：《千禧縱橫溯“族”源——關于“族”的詞匯學發微》，載《中國社會科學院報》，2001年第5期。

[2]孫丹薇：《青年教育視域中的“族”現象透視》，載《思想教育研究》，2011年第7期。

[3]鄭杭生：《社會學概論新修》，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83頁。

[4]張春興：《心理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88-389頁。

[5]孫擁軍：《轉型期青年價值觀的四重困惑》，載《人民論壇》，2007年第9期。

[6]趙渭榮：《社會轉型與政治社會化變遷》，載《社會科學》，1999年第9期。

[7]張秀琴、滕繼果：《中國青年“族”現象研究——一種基于傳媒社會學視角的發疑》，載《當代青年研究》，2009年第10期。

[8]郭秀榮、韋迎春等：《新媒體環境下大學生“宅”現象解析》，載《中國青年研究》，2012年第5期。

[9][10]瑪格麗特·米德：《代溝》，曾胡譯，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8年版，第23、8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