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可以預見，隨著歷史社會學在方法上嚴格遵循質性研究的研究程序，對史料的全數據掌握和在此基礎上的史料與理論的不斷循環、互構、成長，會使得歷史社會學與歷史學之間的人為邊界不斷被打破，歷史社會學與歷史學、社會學的姐妹學科關系會真正得以建立。

近來，隨著社會學的歷史轉向，歷史社會學在社會學中重新興起，歷史社會學的學科屬性也重新引起爭議。它究竟是社會學的分支、歷史學的分支還是一個跨學科的研究領域？歷史社會學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和理論來自于社會學，而所處理的資料和問題則屬歷史學范疇。因而社會學在很大程度上將歷史社會學視為其分支而予以接納，而歷史學對于歷史社會學對其領地的侵入，則往往質疑其正當性。在歷史學眼中，歷史社會學在其學科領地之內，但其研究方法和研究問題又在學科之外。有鑒于此，本文擬從質性研究的方法層面重新討論歷史社會學與歷史學的相通之處，從而打破這種人為建構的學科邊界。

理念型與價值之爭

歷史學研究中面臨著價值介入和價值中立的問題。首先，作為一個研究者，大多數選題都有一定的自身價值偏向。其次，歷史學特別強調對歷史情境的理解，研究者要從歷史情境中去理解歷史人物、歷史事件和歷史行動，而非用當下的標準去予以判斷。這種理解法固然源自于德國人文主義者，如狄爾泰和韋伯，但在歷史學中，理解意味著研究者對歷史情境的投入而非超出。因而，歷史學對于使用理論一直有著警惕之心，擔心理論背后的價值偏向會導致無法真正理解歷史情境。所以，不使用理論成為大多數歷史學家的選擇。

但是，在歷史社會學中，研究問題的提出往往在理論背景的籠罩下，建立在一定價值介入而非價值中立的基礎上，強調的不是對過去歷史情境的投入而是該問題的現實理論價值。那么，如何化解歷史社會學與歷史學在這一問題上的“分野”呢？這就要求把歷史學研究方法和社會學研究方法都視為質性研究的一種。它們雖然有所區別，但都應符合質性研究的要求。

一個簡單的處理辦法就是，將歷史社會學的研究問題放置在某一歷史時期的時間軸上，去考察該問題是否具有那一時代的普遍性，從而排除研究者個人以及所選擇理論產生的當代偏好，保證這一問題具有歷史情境性。雖然在研究問題的選取上，作者本身的偏向或偏好是難以避免的，是價值介入的，但問題本身是建立在比較排除的邏輯論證基礎上的，是價值中立的。研究問題沒有預設理論和立場，是一個開放性的尋求和建構理論解釋的研究問題，這就符合質性研究的客觀化程序要求。

因此，研究問題既要符合歷史社會學的理論旨趣，又要吻合歷史學對歷史情境的理解旨趣。如果兩者同時具備，并符合質性研究對于價值中立的要求，那么研究問題就成立。遵循這樣的程序，歷史社會學的研究問題就能夠跨越歷史學與社會學的鴻溝，在價值中立和價值介入上取得平衡，并可吸取歷史學和社會學各自的優點。

從史料生長出理論：歷史社會學的理論建構

下面討論歷史社會學與歷史學的另一個方法論上的爭議焦點：如何將理論和史料有機地結合起來。

隨著社會史和文化史的流行，史學界對社會學、文化研究的理論也不再陌生。但是，在方法層面，如何才能將合適的理論用于史料的組織和解釋而非單純的生搬硬套，對于史學來說，這是一個全新的方法領域。

而歷史社會學，從韋伯的比較宗教研究開始，經提倡，長時段比較研究一直是歷史社會學的主流。但歷史社會學的長時段比較研究，卻一直不被歷史學比較正統的研究者所承認。一個被批評得比較激烈的方法問題就是隨著時間跨度的增加，史料的增加是幾何級數的，因而研究者不可避免地要篩除大量史料。這就出現了理論先行的問題，即先有理論預設，后有史料選擇。

在歷史社會學內部，一直以來都是用理念型方法來為這種長時段比較研究中不可避免的史料篩選做辯解。在韋伯看來，這種史料選擇背后的價值介入是不可避免的，理念型的建構本身存在著價值介入。研究者只需要說清楚自身的價值介入是什么即可，至于如何判斷這種理念型是否已排除研究者的自身偏見，以及是否是對真實因果關系的非真實建構，在韋伯看來，每個理念型只是真實多因果關系中的某個切面，不同的理念型之間是一個相互補充而非非此即彼的對立選項，而對于同一因果關系的理念型建構，則是不同的理論競爭的自然結果。因此，無需糾結于材料是否完備，而要關注理念型的建構本身是否可靠。但是，這種理論建構的方法，雖然在社會學內部被認可，卻無法讓歷史學所接受，所以福柯對瘋人史、埃利亞斯對文明史的研究雖然影響很大，但一直被歷史學家所批評，認為其史料運用有問題、理論無法解釋豐富的史料。

韋伯的理念型本身并不能解釋真實的世界，而是揭示純粹的、理想的因果關系，是一種關注理論真實而非材料齊備的理論建構方法，但這恰恰是史學從史料出發的方法所反對的。因此，學科間關于方法的差異性，使得歷史社會學主流的長時段比較研究一直沒有被歷史學所認可和接受。這種不被接受，當然也是部分因為理念型的研究方法在操作層面的評價標準確實難以操作，它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研究者自身的理論建構能力。為了理論模型的自洽性而犧牲史料的豐富性和理論對史料的覆蓋度的現象，在歷史社會學中也是屢見不鮮，這也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歷史社會學被視為社會學，其旨趣在于理論而非歷史本身。

然而，歷史社會學還存在著一種小切口的橫向研究，即關注某一個小的歷史事件的研究。這種研究牽扯到的材料不多，時間跨度很小，因而研究者可以做到將相關材料全部占有，也就是全數據分析（大數據分析）。在全數據的基礎上，研究者不需要事先預設理論，而是可以遵循質性研究的原則，讓理論從史料中成長出來。當研究者在掌握相關的所有基本材料后，對于研究問題的解決，也并沒有十分明晰的思路，這時就需要在理論武器庫中找到或者鍛煉和所有材料相洽并能解決這一問題的理論武器。當這樣的理論初步成型時，研究者必須反思使用的理論能否解釋材料，以及是否存在和這一理論相沖突的材料。因而，必須讓理論重新回到史料中去，通過史料來檢驗理論的適合性。

使用理論本身并不是一件價值無涉的事情，研究者對于理論都是有偏好的。因而，評價質性研究的理論使用，首先須考慮有沒有不能解釋的材料。如果有，說明這一理論不具有解釋力，因此必須使用與材料無斥的理論。其次，可能有幾種理論都對材料具有一定的解釋力，這時候就要選擇最具有解釋力的理論。對理論的選取要根據兩大原則，即理論解釋的覆蓋度和理論解釋的親和度。研究者對這兩大原則進行反思，當所建構或使用的理論解釋符合這兩大原則時，就做到了質性研究的規范。在研究過程中，對使用的理論不斷選擇、試用，最終找到最符合上述兩大原則的理論，同時在研究過程中也會不斷發現新的史料，必須讓理論—史料不斷地接受循環驗證和發展，這是一個史料和理論不斷循環的過程。

近來，研究者已經將這種質性研究的理論建構方法運用到長時段研究中，力圖通過對某一主題的長時段全數據的掌握實現理論與史料不斷循環和生長的目的，最后建構出相對完整的理論，代表作之一是桑內特的《公共人的衰落》。可以預見，隨著歷史社會學在方法上嚴格遵循質性研究的研究程序，對史料的全數據掌握和在此基礎上的史料與理論的不斷循環、互構、成長，會使得歷史社會學與歷史學之間的人為邊界不斷被打破，歷史社會學與歷史學、社會學的姐妹學科關系會真正得以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