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四十五年前，阿爾文·古爾德納(Alvin Gouldner)在1970年出版了《西方社會學正在到來的危機》一書。就像許多偉大的理論一樣，這本書是一只密涅瓦的貓頭鷹，乘著黃昏而來。①古爾德納預言，帕森斯式的(半)實證化教旨主義將會衰落，一個更加反思性的社會學將會興起。確實，到了1970年，帕森斯式的社會學已死，社會學邁入它最為激動人心的時期。許多學者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新鮮的、反思性的和批判性的社會學，這些人包括了阿爾文·古爾德納、當時尚年輕的馬丁·李普塞特(Marty Lipset)、賴斯·米爾斯(C.Wright Mills)、米勒(S.M.Miller)、李·雷恩沃特(Lee Rainwater)、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戴維·洛克伍德(David Lockwood)、拉爾夫·密里本德(Ralph Miliband)、克勞茲·奧菲(Claus Offe)、拉爾夫·達仁道夫(Ralf Dahrendorf)(那時候他還不是一名勛爵)等；如果放眼當時尚為社會主義的東歐，我可以給這份名單再增添一些名字，比如齊格蒙特·鮑曼(Zygmunt Bauman)、萊謝克·柯拉柯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以及南斯拉夫的實踐學派。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社會學吸引了大量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他們不僅人數眾多，而且素質都出奇的高。在古爾德納預言社會學即將到來的危機的時候，看上去社會學的危機已經結束了。社會學這門學科找到了自己走出結構功能主義死胡同的道路，變得繁榮起來。社會學成了激進學生的圣地麥加，而那些在60年代和70年代傾向激進的學生也在這里變得更加聰慧。“社會學101”②過去是一個無聊的數字，充滿了費解的、經驗上無法測試的概念，現在則變成了政治運動的基地，突然之間，人氣旺了起來。

然而，到了世紀之交的時候，危機到來了。從經濟學開始，緊接著是政治學，社會科學發生了基礎性的變化：新古典經濟學、理性選擇理論和實驗研究設計看上去成了勝利者，而社會學家還依然在尋找辦法來應對這些挑戰。學生們對激進的理論失去了興趣，許多人變成了保守主義者，更關心他們的職業生涯和養老金。許多社會學系經常為了招收到足夠多的大三學生③而苦苦掙扎，從而保住合理的教師規模。他們經常開出“性感”的課程，僅僅是為了吸引到足夠的學生——而這些課程往往并不是特別迫切，與社會學這門學科過去的核心關注的關系也含糊不清。④在今天，如果將社會學與經濟學和政治學做一個比較的話，就會發現我們的學科處在三重危機之中：它丟掉了政治上的吸引力(以及傳統使命)；它迄今無法找到合適的方式，來回應經濟學和理性選擇政治學在方法上的挑戰；這門學科看上去現在完全糊里糊涂，不知道自己是否有一個共同的理論核心(也就是每一個社會學家都必須去熟悉的“偉大著作”)，甚至在是否應該有這種核心的問題上爭論不休。

政治危機

在20世紀60年代中晚期和70年代中期，社會學曾經是一門吸引了思想激進的年輕教師和學生的課程。如果一個人對激進改革甚至革命感興趣，那么社會學就是“必修之課”。

1976年，我成了南澳弗林德斯大學(Flinders University)社會學系的建系主任。當時頗具改革思維的州司法部長彼得·唐肯(Peter Duncan)邀請我到他辦公室做客。他提醒我注意當時在葡萄牙的“革命”。那場“革命”的發起者并不是無產階級，而是軍隊。“我們能指望澳大利亞的軍隊成為革命力量嗎?還是算了吧!”唐肯說道，“但我負責這個州的公務員。我要把他們送到弗林德斯大學學習社會學，而你的任務，是培養他們的革命意識!”然后，事情真的就這樣進行了。“社會學概論”這門課的申請者人數，是我們所能提供的最大教室的座位數的三倍。而且，確確實實，在第一年之后，我們的許多學生都成了激進的改革者，相信應該建設一個更加美好的社會。不過到了1977年，工黨丟掉了南澳州的大選。彼得·唐肯下臺后成立了一家律師事務所，南澳洲的激進改革也畫上了句號——這也成了我在弗林德斯大學“卡里斯瑪型社會學領導人”生涯的終結。

并不是所有的社會學教授(甚至并不是所有的年輕教師)都對學生的激進化感冒。1965年的春天，我是加州伯克利大學的一名博士后，我選修了馬丁·李普塞特的一門課，而我的導師是納什·格雷澤(一個特別可愛的人)。面對學生的激進化，這兩個前“左派”都轉變成了堅定的保守主義者。到了60年代晚期或70年代早期，不少教師(尤其是年長者)變成了保守主義者(或者至少可以說，前左派變成了保守主義者或“新自由主義者”)，而我們的學生還是激進左派。讓我在弗林德斯大學的那些年長的同僚們感到驚慌的是，我與我們的學生走在一起，這也阻礙了我向上爬到更高的位置，比如院長或者副校長(甚至不能成為一個有效率的系主任)。于是在1981年我來到了美國。

今天的情況恰恰相反：我們仍然有一些60年代成長起來的激進的教師，但是學生們卻更喜歡做“年輕的共和黨人”。而且，如果你是一個共和黨人，那究竟為什么你還要選社會學專業，而不是選經濟學或理性選擇學派的政治學呢?于是，突然之間，我們的問題不再是找不到能夠容納足夠多學生的教室，而是上哪找到足夠的學生來填滿課堂。這就是我所稱的“政治危機”。這帶來兩個方面的后果：第一，我們無法吸引到足夠數量的學生；第二，社會學越來越不太可能為激進的社會改革提供遠景。

方法危機

這個危機也和社會科學中的“方法論革命”脫不了干系。自從社會科學這個概念被發明以來，那些打著這個標簽的學科都努力證明自己配得上“科學”這個稱號。對奧古斯特·孔德(August Comte)來說，社會學應該是一門“關于社會的科學”，要像“科學家”研究自然一樣嚴格地研究社會現象。沒有一門社會“科學”可以做到這一點，在過去的幾十年里，這種緊張局面變得更加急促。畢竟，只有那些能夠在“變量”之間確立“因果關系”的學科才能配得上叫做“科學”。但是，關于社會(和經濟)現象的研究是否真的能夠做出令人信服的關于因果性的聲明呢?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覺得我們做不到這一點，因此他更青睞一種“解釋性的社會科學”(interpretative social sciences)。但是我們始終對于因果性這個問題魂牽夢繞。在這方面，我也負有責任。以前每次我指導學位論文的時候，當學生想回答“如何”(how)的問題的時候，我都從來沒有感到滿足，總是逼迫他們去回答“為什么”(why)。“如何”是一個糟糕的問題，它永遠無法被證偽；所以，如果你想做到“科學”，或者提出研究設計的時候想的是在什么樣的情況下你接受“失敗”或者承認你的研究假設是錯誤的——我從艾瑞克·歐林·賴特(E.O.Wright)那兒學到對這個問題的表述方式——那么，你不得不面對“為什么”這樣的問題。

這里吊詭的地方在于，只有當你有一個隨機分配(random assignment)的時候，你才能檢驗因果性。這樣你就必須得有一個設計合理的“實驗”。

但是社會科學——尤其是社會學，某種程度上也包括政治學甚至經濟學——更擅長于隨機選擇(random selection)而不是隨機分配。我們主要的方法是建立在隨機樣本基礎上的抽樣調查研究，而且我們在隨機抽樣上取得了令人贊嘆的成功。如果抽樣的隨機性足夠好，我們可以，比方說，僅僅依靠幾百個小樣本，就能預測到數百萬人口的選舉結果。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它極大地改進了我們對于社會、政治和經濟進程的了解；但是卻沒有讓我們在檢測關于因果性的假設上更進一步。要想能夠檢驗因果性，你只有分配部分總體到一個“實驗組”從而與某種特定的刺激(或者“條件”)隔離開來，而將剩下的放到“控制組”里。

抽樣調查研究與實驗相反，總是為“選擇問題”感到苦惱。你永遠沒法按照科學的嚴謹程度來回答，總體A的結果與總體B的結果不同，是因為總體A的“原狀”(status quo ante)就已經不一樣了(我們不知道總體A和B的“原狀”的情況)，還是因為A受到了不同的“待遇”。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吧。我們知道，結婚的人活得更長久。但是，我們怎么能夠知道，他們活得更長是因為他們結婚了，還是因為他們更健康，因此能夠指望活得更長久的人更有可能結婚?要想做到這一點，我只能分配年齡14歲的人口進入到一個實驗組，讓他們結婚，然后再分配一個控制組讓他們永遠不結婚，然后再在X年后，重新測評他們的健康狀況。只有這樣，我才能對這個因果性的問題給出嚴格科學的答案(而這樣一種隨機分配當然是不可能實現的)。

社會研究者們想盡辦法要跳出這個坑。一個可能的“解決方案”就是識別“因果性機制”，然后去撰寫為什么X可以實際上導致Y的“敘事”(narrative)(比如，結婚的人喝酒喝得少，飲食更規律，因此活得更長久)。這是一個不錯的嘗試，我在自己的研究中就屢試不爽。但是對“正常的科學家”來說，這種辦法并不是很有說服力，因為樣本選擇的問題依然如影隨形。做問卷的研究者們則嘗試其他的技術，比如追蹤研究或者生活史訪談，這些都是好點子，但都沒有解決根本性的問題：在追蹤研究中，隨著時間的推移你會丟失樣本；在生活史研究中，你會面對“記憶”這個嚴肅的問題，人們往往會選擇性地記憶他們的生活。

經濟學家和越來越多的政治學家試著通過實驗室實驗來解決這個問題。帶有完全控制環境的實驗室實驗是一個非常好的辦法，但是隨之而來的是一個無比頭疼的代價：外在效度(external validity)。實驗室實驗的隨機分配不錯，但是我們根本不知道我們怎么才能將實驗室實驗的發現一般化推廣開來。另外一個“解決方案”是所謂的“田野實驗”，在這種實驗里，我們可以應用隨機選擇，但是遠遠不是隨機分配。

盡管如此，經濟學和政治學已經在往前走，它們對因果性這個問題提供了一個邏輯上自洽的解決方案，盡管正如我在后面將論述的那樣，它們在經驗上仍然是有問題的。而社會學依然處處防御，沒有提供好的答案，從而陷入方法上的危機。

理論危機

在理論建樹上，社會學現在并沒有發展得更好，而且據信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直在走下坡路。我當然并不是懷念默頓—帕森斯式的大一統的理論教旨。在我看來，自結構功能主義衰落以來，一個更加健康的理論對話環境取而代之，占據主角的是馬克思—韋伯主義之間的爭論，但也給其他的替代性理論留下了空間，比如符號互動論和常人方法學。

我必須坦白的是，即便是在20世紀60～70年代這段“黃金時期”，社會學的教師們也常常就社會學理論課程應該包括哪些必讀書目展開友好的爭論。現在，人們之間的共識甚至更少，因為社會學正絕望地試圖保持住自己的讀者群，擴大到一些跨學科的項目當中，比如女性研究、非洲裔美國人研究、亞裔美國人研究、墨西哥裔美國人研究、文化研究等。這些研究都是我們在學術上需要的，應該在大學校園里有它們的一席之地。但是將它們納入到社會學里則模糊了社會學的學科邊界。

如果和經濟學以及政治學做一下對比的話，就更有啟發性了。經濟學家們似乎對于到底哪些東西構成了其學科的理論基礎有著較強的共識。幾乎所有我認識的經濟學家(以及事實上所有美國的經濟學系以及越來越多的歐洲的經濟學系)似乎都能夠理解，為什么學生們必須首先學習“微觀經濟學原理”和“宏觀經濟學原理”才能夠進行未來更高級的課程的學習。在這些課堂上應該教授什么，人們之間的異議也比較少。教學大綱是規范化的，以至于你覺得任何一個擁有經濟學博士學位的人都能夠不需要太多的準備，就可以教授這些課程。

不過在我對經濟學和理性選擇政治學過多贊譽之前，請讓我先指出在這兩門學科里，令人驚訝地對“經典”理論家的忽視。在耶魯的時候，我教過一門很受歡迎的課程——諸種資本主義，選課的大多數是大四的學生，很多都是經濟學專業。這門課的閱讀材料包括了一些古典作家，比如亞當·斯密、卡爾·馬克思、約翰·凱恩斯等。讓我感到驚訝的是，許多即將畢業的經濟學學生從來都沒有讀過這些文獻。后來，我的經濟學朋友告訴我，即便不去鉆研那些古典文獻，一個人也可以在很有名的經濟學系拿到博士學位。所以，很明顯，經濟學有一個公認的理論；但這個共識也許太循循善誘了，因此學生沒有去面對那些古典理論所提出的巨大爭議。那些爭議也許很古老，但也許現在就忘記它們還太早。它們也許會回來，成為學科的幽靈(就像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期間凱恩斯和馬克思那樣)。

相反，各社會學系要么無法就導論性的課程應該包括什么達成共識，要么就提供一大堆的選修課，里面的內容常常包括了完全不同的理論和知識傳統。或者，如果他們決定設立一門必修課，比如“社會學概論”，這門課往往就變成了一盤“水果沙拉拼盤”，綜合了各種好玩的話題以及往往非常無聊的像電話號碼本一樣羅列的“基礎概念”。經濟學的做法是不是正確的?或者，是不是社會學用來解決學科“導論”的方法更加合理?我將在這篇文章的最后再回到這個問題上來，但很清楚的是，在學科建設方面，經濟學要比社會學好。我曾經與一名社會學系主任進行過對話，他喜歡將社會學看做一門“常規科學”(normal science)，他的夢想是“社會學概論”能夠變得像“微觀經濟學原理”一樣。在讓街壘兩邊的人能夠相互對話(以及相互感興趣)方面，多元化是好的。但是人們也可以說，社會學正處在混亂的邊緣，社會學家之間溝通對話的渠道正在瓦解。

更麻煩的是，當我們在爭論我們這個領域的“經典”是什么的時候，我們也變得越來越不確定我們這個學科應該提出的問題是什么。社會學家們曾經對于哪些問題屬于他們“所擁有”感到相當的一致，比如不平等(權力、收入、生命機會不平等；階層、種族和性別不平等)、職業和教育獲得、社會流動。現在，我們不僅在確認我們的研究問題上舉棋不定，而且更讓我們感到尷尬的是，經濟學家(以及政治學家)正在搶占我們的地盤。在過去十年里，最重要的關于社會不平等的著作是由經濟學家們來完成的，比如托馬斯·皮克迪(Thomas Piketty)和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eglitz)，這難道不讓社會學家們感到痛苦嗎?我們是不是落后了？

如何走出危機

讓我對這篇相當悲觀的文章做一個總結。不過我的方式是重訪社會學處理社會事實的優勢和力量，并提醒我的同仁們在模仿經濟學和政治學的新趨勢時一定要小心謹慎。

社會學路徑的力量，就在于反身性(reflexivity)。首先，從古典學者開始，社會學就有一個很悠久的傳統，那就是去思索誰是發聲者，社會學家的(政治)角色是什么。馬克思寫道：“任何一個時代的統治思想始終都不過是統治階級的思想。”卡爾·曼海姆(Karl Mannheim)寫道：“意見、陳述、立場和觀念系統是通過那些表述它們的人的生活情景來得以闡釋的。”而阿爾文·古爾德納則專門寫過著作論述了知識分子的興起和新階級的未來。只要社會學找到了“無聲者的聲音”(voice of the voiceless)，它就找到了自己的讀者。確實，學生們轉向了保守主義，但是在2008～2009年之后，在對全球資本主義不平等的不滿方面，人們有所轉向(“我們是99％”⑤)。只要社會學回到對大多數人的關切上，關心階層、性別和種族不平等、權力、貧困、表達、剝削和偏見，它將能找到自己的根，學生們坐在教室的臺階上聽課而不是在課堂上留下空空的座位的好日子就會重現。邁克爾·布洛維(Michael Burawoy)對“公共社會學”的呼吁是這方面的一個吶喊。與許多大學的社會學系相比，加州伯克利大學(布洛維所在的學校——譯者注)的社會學系在課堂人數和研究生質量方面確實做得不錯。

如果社會學想要保持它的政治使命，它也許就不應該追隨經濟學所設下的套路。用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的話來說就是：“經濟學已經發生了變化——變得也許連經濟學家都不愿意這樣想——從一門科學的學科，變成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頭號啦啦隊……(而雖然)經濟學被認為應該是一門預測性的科學，但許多新古典經濟學的關鍵預言都被否定了……如果美國想要成功地改革它的經濟，也許應該從改革經濟學開始。”如果斯蒂格利茨是正確的話，那么社會學就不應該按照新古典經濟學的模型來改造自己。但是，如果要將我們的社會改革成一個更好的社會，社會學也必須變革。社會學應該想辦法回到它的政治使命上。它應該從經濟學手上奪回對重大社會議題的探究調查，而這正是馬克思和韋伯這樣的古典社會學家的鮮明特色。我曾經把這個稱為“新古典社會學”，但在我的社會學同事們那里沒有怎么獲得成功。但我想說的是，要回到馬克思主義—韋伯主義那樣的批判性的宏觀社會學，要與新古典經濟學作為資本主義的啦啦隊形成鮮明對比。新古典社會學要打破人們的陳規陋見，就是那種以為經濟學家是聰明的，社會學家是空想改良家(do-gooders)，經濟學家處理的是大問題，社會學家搞的都是小鼻子小眼。

我們的許多同事都試著去解決我們學科的方法危機。他們的方式是將社會學變成一門非常像經濟學或理性選擇政治學的“常規科學”，越來越依賴實驗室實驗獲得的數據，而不是盡可能精確地描述事實。但是正如我之前指出的那樣，實驗室實驗是檢驗因果假設的一件利器，但是有一個外部效度的致命問題。這也許也是為什么許多新古典經濟學的“科學預測”最后被證明是錯誤的最為深層的原因。

我親愛的同事、來自巴黎經濟學院的吉爾斯·圣保羅(Gilles Saint-Paul)幾年前曾在紐約大學阿布扎比分校的教師論壇上做過一次演講。他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經濟學是不是一門科學?他給出了一個頗有說服力的答案：當經濟學使用那些無法被證偽的模型和劣質數據的時候，它怎么可能是呢?吉爾斯轉而認為，經濟學是一種“文化活動”(cultural activity)，它給各種爭辯的術語打上框架，而不是提供什么可證偽的預測。

正如之前坦白的那樣，我也發現，“為什么”是一個比“如何”更加值得探討的問題，而且我很難接受一個不可以被證偽的社會研究為好的研究。不過正如韋伯用“客觀性”來談論客觀性一樣，我也試著用“科學”來談論社會科學。沒有哪個社會科學是“科學”的，如果科學意味著一套可以檢測因果關系的提議的話。用霍布斯主義或者帕森斯主義的術語來說，社會行為是“唯意識的”(voluntaristic)，因此它總是假設有一個“能動者”(agency)可以做出選擇(雖然處在某種特定的環境下)。⑥人們做出選擇，而這些選擇與他們的存在只是隨機的(stochastic)而不是決定性的(deterministic)的關系。韋伯是對的：我們可以解釋人們做了什么，但我們永遠無法知道他們中的哪個行為是“理性”的，我們無法預測他們能夠或者將要理性地做出什么。在這方面，解釋性的社會學要優于理性選擇的“科學”的經濟學/政治學。如果社會學家志在模仿那些更加“科學”的經濟學或政治學同事，他們將會犯下錯誤。

社會學家還有一個方面比其他“社會科學”更有優勢。將我吸引到社會學的，是社會學家對使用的數據的批判性的反身性。相比于定量研究學者來說，定性研究的學者更是如此。我曾和一位非常出名的學者一起工作，他畢其一生都在做問卷調查研究。到了五十多歲的時候，他向我坦誠地說自己一生中從來沒有做過一次個人訪談。這給了我一個驚醒：一個人怎么才能相信別人對一個愚蠢的問卷題目的反應是什么，除非他問這些問題，然后看我們的被訪者是如何應對這個我們從不相干的社會理論而不是社會生活中提取出來的問題帶來的尷尬的。讀過霍華德·貝克爾(Howard Backer)民族志的研究者知道得更清楚：一個人必須“潛入”(immerse)到社會情景當中之后，才能夠懂得正確的問題是什么。我從鮑勃·艾默生(Bob Emmerson)、杰克·卡茨(Jack Katz)、伊利亞·安德森(Elijah Anderson)、米奇·鄧奈爾(Mitch Duneier)以及一些其他民族志研究者那學到的一點就是，一個人需要多么謹慎仔細地去記錄民族志的觀察(和訪談)，才能可以很自信地說他確實捕捉到了社會事實。當然，也有問卷研究者同樣這么做。我的要點，并不是去褒揚民族志和打壓問卷調查，而僅僅是在一般意義上指出社會學在對數據意味著什么、數據是如何采集等問題上持有一種批判性的自我反思。曾經有一次，我和一位挺有名的政治學家討論阿聯酋。⑦我們談到了對這個地方來說，移民工人的重要性。我親愛的同事在網上查了一些網站告訴我，阿聯酋的人口是450萬，而移民工人占到了總人口的80％。我告訴他，這個數據是錯誤的。阿聯酋的人口更有可能是800萬，而移民工人的比例可能是90％。他的回應是：人人都在用這個數據庫，你說的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

當然，確實有(尤其是過去)政治學家對他們沾手的數據持同樣的批判精神，但是這一注解告訴我的是“科學”的政治科學和“解釋性”的社會學之間存在的差異。

我的結論是，如果接受自己作為“諸科學”(sciences)而不是那種一般而論的大寫的“科學”(Science)，社會學境況會更佳一些；是的，我們應該問“為什么”，但是我們對這一問題的答案有多好，對此應該保持懷疑；如果經濟學和政治學在這方面能夠從社會學那里學到一點中和，那它們也會更好一些。

所以，這篇短文的底線是什么呢?社會學確實處于三重危機之中。面對來自新古典經濟學和理性選擇政治學的“科學”挑戰，它的回應方式是錯誤的。它要么模仿它們，要么轉向“時髦的”或“性感的”跨學科領域只是為了維系自己的隊伍。我的推薦是重新回到馬克思和韋伯的古典傳統，那個時候社會學有能力直面“大”議題(BIG issues)，而不是接受自己做空想改良家，而經濟學家才是“聰明人”。新古典經濟學和理性選擇政治學也許會走向錯誤的方向，假裝自己是科學；社會學的回應也許也會走錯，要么成為另一門“常規科學”，要么放棄嚴謹成為一門敘事。為什么不回到馬克思和韋伯的古典傳統中，那個時候的社會學可以提出偉大的問題，用反思性、解釋性的模式對經濟學(以及當時幾乎還沒出生的政治科學)提出嚴肅的挑戰?為什么不嘗試一種左傾的、批判性的新古典社會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