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時空問題已經成為當代西方社會理論所關注的焦點問題之一，之所以如此不外乎如下幾個方面的原因：在20世紀中后期，作為社會學主流價值觀的實證主義所編織的絕對主義幻覺在各種現實難題的挑戰下逐漸破滅，所謂的提供普遍法則的實證主義社會學被證明不過是一種神話；與此同時，以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等新科學為基礎的科學哲學的興起對實證主義科學哲學構成了嚴峻的挑戰，這一挑戰與社會現實所提出的難題一同刺破了實證主義的泡沫；隨之而來的便是來自哲學等其他領域的各種相對主義思潮對社會科學的沖擊，以及資本主義世界的新發展所帶來的多元消費文化的興起、城市化的急劇擴張、資本的全球化擴張及其相伴隨的日益尖銳的文明碰撞和文化沖突等問題。正是主要基于這些原因，原本在主流社會學的壓制下處于邊緣狀態的時空問題逐漸進入社會學思考的核心領域。

人們可以從兩個分析的層次入手來思考社會時空問題，一個層次是對鐘表時間和物理環境的社會意義的研究，然而此種研究對于理解社會時空而言顯然是遠遠不夠的，它們甚至可能錯誤地使人們的想象力僅僅局限于時空的物理模型。因此社會時空研究的另一個層次即時空本體論的層次就顯得不可或缺，但是那些強調社會時空研究的當代理論家們卻很少系統地闡明這種本體論的時空究竟意味著什么，更重要的是他們幾乎從不在分析上明確地區分我們所提到的兩種時空維度，而是任由它們以其天然的一體性而融合在文本之中，這十分易于導致各種混亂和誤解(如將社會學的時空轉向僅僅理解成關注于物理時空的社會意義)。不過即便如此，現有的研究已經能夠為我們提供一些啟發性的見解，如，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將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空間視為一個符號統治的抽象空間；福柯(Michel Foucault)則將社會空間視為實在和觀念的混合物；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將其所謂的場(field)或社會空間視為一個不同社會位置之間的客觀關系的網絡；而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則認為場包括情境的物理維度及其“結構”，是互動體系與社會關系的聚合所。

從中不難看出，當代的空間理論家們無一例外地主張社會空間不僅是一種物理的存在，更是一種基于物理存在的社會性構成，無論這一構成被如何具體解讀，它都不外乎是一種觀念性的建構，并具有一種關系的特征。然而這種關系性在不同作者的筆下卻大多或多或少地被一種類似的偏見所扭曲，這就是客體主義的傾向。它體現了笛卡爾主義的二元論偏見在西方思想中的根深蒂固，即便是那些試圖克服主客體二元論的企圖也不同程度地遭遇了失敗。我們并不否認關系主義所具有的啟發性意義，但是我們并不贊同一種帶有客體主義傾向的關系性概念，我們也不認為此種空間的關系性僅僅局限于所謂的空間實踐，或僅僅存在于客觀的社會位置之間，或實質上不過是一種霸權式的權力關系，如此等等。在我們看來，一個觀念性空間正因為其所包含的復雜的意義關聯而成其為一個社會空間，意義正是來自于關系的建構，而關系本身也只能是一種意義的關系(關系不是實體，任何關系都不可能獨立于相關的各方而存在，它只是使各方聯系在一起的意義而已)，意義與關系是共屬一體的，它們不過是同一現象的不同名稱，并始終內在于人類行動者的實踐之中。畢竟我們與他人、事物乃至于社會群體的關系只能在彼此接觸的具體實踐活動中才可能成形，我們無法想象一種無關系的實踐，更無法想象一種無實踐的社會關系。就此我們將社會空間理解為一種實踐性的關系狀態，它是不同個體之間、個體和事物之間、群體和群體之間的一切社會性關系的總體，它也正是因為這些關系的社會歷史的多樣化從而分化為多樣化的社會空間。此種關系狀態的實踐性特征表明，它既沒有預設一個絕對的主體，也沒有預設一種客觀性的存在，盡管從分析的角度來說，如果沒有主體的能動性，它將無所行動，沒有超個人的社會歷史性，它也將無所關聯。

與實證主義者熱衷于尋找普遍的歷史規律不同的是，當代的理論家們主張以一種非決定論的思路來顛覆實證主義的決定論邏輯，從而主張歷史并不是確定的必然過程，而是充滿了不確定性的關系事件的過程。盡管他們并沒有以概念化的方式明確界定時間的社會本體論意義，但是一種對于非決定論歷史觀的合理理解則意味著，并不存在可以精確預言未來的客觀可能性，社會現實不過是過去所隱含的諸多可能性在當前的特定機遇中彼此碰撞所激發出的具有某種或然性的現實化。必須指出的是，此種或然性并不等同于所謂的統計的規律性，它同樣也并非列斐伏爾所謂的烏托邦的可能性，更不是什么徹底混亂的偶然性。相反我們將稱之為“可能性”的此種本體論的時間維度呈現為特定社會歷史情境中的或然性，換句話說它不僅無法以滿足某些決定性條件的方式被決定論式地加以推論，而且情境的特殊性和無限多樣性也使得任何尋找普遍的統計規律性的企圖化為泡影。不過這并不妨礙人們于事后合理地解釋其現實化，只不過這種解釋并不支持任何意義上的普遍主義的推論。

與空間問題類似的是，在當代西方社會理論中時間問題也沒有能夠逃脫主客體二元論的陰影。在歷史和主體之間往往是前者扮演了至少是邏輯上的支配性角色。因此，作為可能性的時間維度也同樣需要證明自身的非二元論的立場，對我們來說這就是實踐的可能性。可能性之內在于實踐的意義就在于，從分析上來說，它一方面只有通過主體的能動性發揮才可能在實踐中現實化，因此并不存在什么超個人的自動機制將個體作為傀儡加以擺弄；另一方面，這一現實化并不源自于一個孤獨自我的外化，而是在不同可能性的碰撞中的社會歷史性的選擇(當然這并不一定是一種有意識的選擇)，它總是直接或間接地與他人的存在聯系在一起(這個“他人”并不一定特指某一個人，它也可能并且常常暗示了某一群人)。

在西方社會理論中，時空的二元狀態往往構成了論述的基本預設。這也就難怪在歷史上有所謂的在先的歷史主義的統治和后來的空間轉向了，人們就如同習慣于在主體和客體之間進行非此即彼的選擇一樣，也熱衷于在時間和空間之間進行非此即彼的選擇。這倒不是要用一方徹底取消另一方，而是往往強調某一方的支配地位，從而將另一方視為從屬或派生的現象。這出戲劇當然還有其另外一幕也同樣不可忽視，那就是人們又總是或多或少地主張在時間和空間之間的不可分割的聯系，但這依然沒有能夠擺脫時空的二元論。如果時間的社會本體論地位意味著實踐的可能性，而空間則意味著實踐的關系性，那么毫無疑問的是，它們都只是實踐的非實體性的構成因素，可能性與關系性不可能以兩個彼此獨立的實體的方式并存于實踐之中。事實上，實踐的可能性只能是有關某種實踐關系的可能性，而實踐的關系性也只能是有關某種實踐可能的關系性，也就是說可能性是關系的可能性，關系性是可能的關系性，兩者之間是共屬一體的，將它們人為地拆解開來既是分析的需要也是語言的局限。由此可見，社會時空是不可割裂的整體，這不是時間和空間作為不同的雙方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從而不可分割，而是它們不過是一個整體的不同的名稱，人們常常被他們自己所起的名稱引入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