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去天津市武清區做調研的時候遇見一個小孩兒，我們看見他的時候，他正對著院子里的樹說話，還罵罵咧咧。問他爸爸媽媽是否在家，他也不回答我們。當他的奶奶拄著雙拐回來的時候，天已經黑了。這個小孩兒對著樹說話，說了一整天。”近日在北京大學召開的第六屆社會工作碩士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研討會上，天津理工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徐麗敏講了這樣一個故事。

在最需要父母關愛的時候，有一些孩子終日面對的只是年邁的爺爺奶奶、阿公阿婆，或許還有守門的土狗和需要飼養的豬玀。他們沒有玩伴，也不愿意與外界過多接觸，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名字——留守兒童。

國務院2016年2月14日印發了《關于加強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的意見》，提出加強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維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是各級政府的重要職責，也是家庭和全社會的共同責任。

“當父母不是有意而是不得不疏于對子女的照顧時，政府是否要承擔起一定的直接責任者的角色？”這是著名社會工作學家王思斌教授對政府的期望。他期待建立可監督和有效運行的兒童支持服務體系。

關于兒童福利制度的建構，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青少年研究院名譽院長陸士楨教授認為，隨著綜合國力提升，福利事業發展，困境兒童實際獲得的生活、醫療等方面救助不斷提升，但總體上我國困境兒童的全面救助保護機制尚未建立起來。在兒童福利制度設計上，我國明確了兒童福利“三步走”的發展戰略，到2049年，要在全國范圍內建立面向全體兒童的普惠型兒童福利體系，實現全體兒童普惠的高層次的福利保障和高水平的服務供給。

華東理工大學社會工作系教授徐永祥認為，在現階段，在積極建構“適度普惠型”的家庭社會政策時，政府可以做的事情有很多，既可以加大對農民工家庭、有撫幼或養老責任的中低收入家庭的直接投入，也可以通過購買社會組織的服務向這些家庭提供專業化的社會服務。

《關于加強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的意見》提出，要推動社會力量積極參與留守兒童保護。意見認為，應該加快孵化培育社會工作專業服務機構、公益慈善類社會組織、志愿服務組織，民政等部門要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等方式支持其深入城鄉社區、學校和家庭，開展農村留守兒童監護指導、心理疏導、行為矯治、社會融入和家庭關系調適等專業服務。

在關愛和保護農村留守兒童的各方力量中，社會工作者的作用逐漸凸顯。王思斌教授指出，社會工作者應當向政府官員及社會力量宣傳以兒童—家庭為本的理念，比如了解和評估留守兒童的真實需要，連接各方資源，形成救助、關愛保護合力。

在社區工作這一塊兒，華中農業大學社會學系講師陳紅莉帶領她的團隊進行了有益的嘗試。2014年她帶領她的學生在社區居委會大樓建立酈民社會工作站，探索以社區為紐帶，家庭—社區—學校三位一體的服務模式。他們成立了一些留守兒童的同伴互助小組，比如英語學習小組、手工小組、足球隊等。當然，社工服務一開始也遇到了困難，陳紅莉說：“第一天我們揣著問卷和調查表逐一登門發放時，有的群眾根本就不開門，有的覺得填個表有啥用，還有人以為我們是計生委的人，是過來摸底的。”

王思斌教授在談到社會工作要連接的資源時，特別提到了要強化農村留守兒童和親屬、鄰里的關系。在父母或實際監護人照看無力時，留守兒童可以在鄰居家吃飯、甚至接受課程輔導，這未嘗不是一種可行的辦法。但近幾年，農村社區逐漸衰敗，“阡陌交通、雞犬相聞”的農村景象很難再看到。“在社會轉型期，有些村莊出現了嚴重的文化失范，大量留守兒童被性侵便是失范的表現之一。或許在救助留守兒童之時，鄉村的范式也應該重新被建立。”

盡管需要關愛，但專家們認為，農村留守兒童不應是一個污名化的標簽，這些孩子不是“問題兒童”，他們遭遇的困境是整個中國、或者說是絕大部分發展中國家會面臨的困境。盡快破解城鄉二元結構，縮小城鄉差距是治本之策，而在這個稍顯漫長的過程中，家庭、政府、社會應各盡其責，形成合力，讓農村留守兒童的天空不再有陰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