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新技術的發展和運用，傳播載體快速更新，傳播樣態日益豐富。深刻認識輿論的生成演變，科學改善輿論生態，對定國安邦、社會治理等具有重要意義。對此，需要加強對輿論學相關理論與實踐的研究。

主流媒體要成為“壓艙石”

在當前更為開放的網絡輿論環境中，如何建構科學健康的輿論生態，做好黨的新聞輿論工作，需要從多方面著手。

人民網副總編輯、人民網輿情監測室副主任董盟君認為，在移動端日益成為輿論“發酵場”的背景下，新聞工作需要優化資源配置，將資源從紙媒、廣電等傳統媒體拓展到互聯網新媒體。“從供給側入手改善輿論生態”，主流媒體要保障和增加內容供給，對沖自媒體上的輿論偏差，成為社會輿論的“壓艙石”。

在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沈陽看來，政府的信息公開也要進行改革，把大量對普通民眾有用的信息投放到整個輿論市場中去，與需求側達到一種適配，使信息需求側和供給側之間的關系得到基本平衡。“在需求側要提醒網民理性表達，同時，也要提醒相關部門強化信息的共享機制和開放意識。”

華中科技大學新聞與信息傳播學院院長張昆認為，當下社會需要更加理性的聲音，需要專業媒體的權威性。

對于如何提高輿論引導能力，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所長唐緒軍認為，重要的是樹立科學的理論思維和正確的思想方法，防止簡單化、片面化，把理論工作和輿論工作更好地結合起來，把理論上的正本清源與輿論上的有效引導結合起來，提升宣傳思想工作整體水平。

輿情研究是基礎性工作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特別強調了黨的新聞輿論工作是治國理政、定國安邦的大事。

“把‘新聞宣傳工作’改成‘新聞輿論工作’，這體現了黨對輿論認識的一個新高度。”唐緒軍表示，互聯網及相關媒介技術的迅速發展與廣泛應用，使得輿論成為影響政府決策的一個重要因素。從“宣傳”到“輿論”，可以看出新聞工作主體和客體的變化過程，輿論的主體是普通民眾，輿論流向已從以往自上而下的單線型傳播變為目前的多向型傳播。

唐緒軍認為，輿情研究是基礎性工作，大數據時代為我們研究輿論、把握輿情提供了有利的條件。而在輿情分析研究之前，首先要清楚輿論場的形成及其運行機制。復旦大學傳媒與輿情調查中心主任童兵就“潛在輿論場”做了解讀，他認為，潛在輿論是當下中國社會生活中非常重要的輿論，主體連接的是家人、鄰里、朋友、師生等社會組群，借助書信、電話、手機、微博、微信等媒介直接傳遞某些話題，同官方輿論、民間輿論以及海外輿論相比較，有其特殊性。他認為，認識和把握潛在輿論是實施社會綜合治理的新的著力點。

童兵認為，如果對潛在輿論缺乏深刻的洞察和把握，就談不上社會綜合治理的實現。對官方輿論、民間輿論和潛在輿論三股輿論力量有全面的認知和把握，就能夠使這三股輿論力量保持正常關系，在這種條件下，潛在輿論就有可能成為一種新的潛力，成為社會治理的正能量和社會發展的動力。

完善輿論學學科體系

面對當前中國社會發展和輿論研究發展的歷史契機，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輿論學研究委員會會長謝耘耕認為，未來我國輿論學研究應該在厘清輿論學本體問題的基礎上，積極借鑒吸收其他相關學科的理論精華，構建原創性理論模型，持續加強理論框架的創新，不斷完善輿論學學科體系，為科學闡釋輿論現象和進行輿情監管提供科學依據、指引。

廈門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鄒振東認為，輿論研究經歷三個時代，第一是輿情監測時代，相當于“水溫監測”。第二是輿情應對時代，相當于危機管理。在第三個時代，需要讓輿論學“回家”，要回到輿論學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來確認輿論學的發展，定義它的范圍、半徑和價值。在鄒振東看來，必須把輿論研究的范圍從輿論研究和媒介研究擴大出來；必須把輿論研究從新聞理論和大眾傳播理論中超越出來；必須把輿論研究的方法從樣本研究方法中解放出來。

謝耘耕對中國輿論學科體系的建設提出初步構想，其中包括加強輿論學理論框架的創新，完善輿論學研究方法體系，出版會刊、教材、專著，培養復合型輿論創新人才和應用人才，建立學術規范、行業標準以及從業人員職業道德準則，構建輿論支持系統，設立輿論學學會獎，等等。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王潤澤表示，“中國歷史、政治傳統、社會生活中關于輿論的豐富思想是世界輿論學術的重要部分，學界可圍繞這些進行深層次的討論，推動中國輿論學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