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聯網、大數據、云計算和AI 等現代科技引發了一場全新的文化創意產業革命，在顛覆傳統文化創意產業的同時，也成為我國文化創意產業獲取新競爭制高點的契機。尤其人工智能技術業已成熟的學理性為其進入文化創意產業領域提供了基礎，并正在逐級助推人工智能進入文化創意產業由選擇性介入到全面進入。AI 時代，文化創意產業的科技創新是選擇主動型追隨還是被動型接受將直接決定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的高度與廣度; 創新思維與變革理念的與時俱進則塑造著AI 進入文化創意產業的方式與速度。

目前文化創意產業的科技創新現狀是崛起與阻滯并存，如何立足我國文化自信構建，積極利用AI 打造文化創意產業的科技創新能力，在主體優化機制、創新擴散機制、分類躍遷機制與制度支撐機制等實現機制上重構全球文化創意產業價值鏈，提升我國文化創意產業的創新能力與國際文化話語權是一個迫切需要研究的重大課題。

引言:  AI 賦能

美國學者麥克高希在其《世界文明史: 觀察世界的新視角》一書中以“文化技術”為參考值界定世界文明史。縱觀人類文明發展歷史，每一次科學技術的跨越式發展都強有力地推動著人類文明向前邁出一大步，無論是印刷術、蒸汽機還是正在進行中的互聯網技術、人工智能技術，等等。

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簡稱AI，是機器智能( MI) 的一部分，近年在大數據、算法、自主學習、深度學習、傳感器等軟硬件演進基礎上不斷實現革新。

同時經過60 多年的發展逐漸從第二產業滲透到文化創意產業領域，現已進入與文化創意產業跨界融合的全新時期，起著加速文化生產方式變革的革命性作用———AI 為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帶來全新引擎和不竭動力，激發創意產品的多元化、數字化、網絡化和智能化，產生全新的文化創意業態……為此，人工智能時代的文化創意產業也將完成語義重建、范式轉變和產業重塑，一場以人工智能為導向的文化創意產業與科技創新融合的研究將勢在必行。如何借助人工智能為核心的技術體系提高文化創意產業的科技創新水平，建構我國文化創意產業的科技創新能力，和中國獨有的創新體系與文化自信是當下亟須思考的重要理論與現實命題。

從現有研究成果看，云計算、大數據應用、算法創新、生成式對抗網絡( GAN) 、物聯網的崛起與智能制造的革新推動了AI 時代的加速到來。而智能化生產、大規模個性化定制、智能語音與視頻融合、視頻圖像識別與視頻理解、跨媒體融合等技術創新則推動智能化成為發展的新方向，也給文化創意產業的相關研究帶來挑戰與變革。有學者出，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一系列科技創新為一種集聚創新，是產業科技創新的重要因素( Kumar，2017)，可促使多種技術與文化資源融合，實現文化生產鏈條的無縫隙鏈接，推動文化創意過程被數字技術重塑( Le、Masse ＆Paris，2013) 。

由于人工智能中的數據處理、語音與圖像識別、機器學習/深度學習、智能算法等在新媒體傳播中具備普遍適用性，大數據技術能對隱藏的未被發現的具有潛在價值的信息進行價值聚合與利用( 劉雪梅、楊晨熙，; 而融合媒體則呈現“中心化”向智媒體轉化的趨向， “第一現場”介入解構了傳統媒介的“權利中心”意志(Arsenijevic ＆ Andevski，2015; 陳長偉，2017) 。一方面，人工智能利用大數據分析能夠最快地鎖定信息熱點，實現快速審查和對內容的把關，從而保證信息生產的及時有效完成;新聞內容推送方式由大眾化覆蓋轉向個體化定制，表征現實機制則由記者中介轉向算法中介( 張超、鐘新，2017)。另一方面，智能手機、智能手表、智能耳機、智能電視、VＲ 和AＲ 等使體驗式信息消費成為可能( Shahzad et al．，2017)，智能反饋機制則能讓生產者更好地洞察用戶的心理與需求，完善信息生產、傳播和體驗( 喻國明，2017); 此外，人工智能提高了媒體產業的盈利能力，而且智能媒體融合在不同的媒體專業之間展開密切合作，實現了商業思維與受眾的互動( Wagner，2016) 。但是，人工智能也引發了對人文倫理的思考( Cerka et al．，2017)，需要技術人員與媒體專業人員協同對抗人工智能存在的偏差( Hansen et al．，2017)。

綜上所述，現有人工智能與文化創意產業創新方面的研究尚停留于媒體領域，關于AI 對整個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能力建構的重要性缺乏關注。由此，本文將探究人工智能時代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的機理，提出由AI 牽引的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能力體系，建構基于AI 的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能力躍升機制，為提高我國文化創意產業的智能化創新水平提供理論思考。

一、人工智能技術學理性: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的原理與邏輯

在“互聯網+”時代，伴隨移動互聯網、大數據、超級計算、傳感網、腦科學等新的科學技術以及經濟社會需求的協同驅動，人工智能已具備了加速發展所亟須的基礎設施要素、科技創新要素，同時這一背景也折射出人工智能發展變遷的一些脈絡。當前人工智能的發展開始呈現深度學習、跨界融合、人機協同、群智開放、精準智能等某些新特征，初步具備了一定的自主學習能力和深度分析能力以及刺激感應能力，而這些能力成為人工智能在互聯網時代走向“智能化”與進入文化創意產業創新領域的基礎，并憑借鏈式革新推動經濟社會各領域從數字化、網絡化向智能化加速躍升。

從學理基礎看，由大數據驅動的知識學習、跨媒體協同處理、人機協同增強智能、群體集成智能、自主智能系統與優化決策控制是人工智能的發展重點，算法理論、認知科學與神經網絡、深度學習理論是人工智能發展形成的理論基礎。

一方面，人工智能的形成是建構在三大理論觀基礎之上的，其中符號主義( 又稱為邏輯主義或計算機學派) 強調符號是人類的認識基元，人的認識過程即是對符號的計算與推理過程; 聯結主義( 稱為仿生學派) 認為人的認識基元是人腦神經元，強調認識過程是人腦進行信息處理的過程，其主要原理是人類智能是由人腦生理結構和工作模式決定的; 而行為主義( 稱為控制論學派) 的主要原理則是智能取決于感知和行動，智能行為通過與現實世界環境的交互作用而體現，其研究重點是模擬人的各種控制行為……上述三大理論為人工智能進入以創意、感知、體驗為鮮明特色的文化創意產業領域提供了基礎。

另一方面，新一代人工智能理論的發展已為文化創意產業創新夯實了根基。一是大數據智能理論，該理論側重數據驅動與知識引導相結合、自然語言理解和圖像圖形為核心的認知計算等理論與方法，以深度學習模型生成式對抗網絡等為文化創意產業創新提供了新手段; 

二是跨媒體感知計算理論，該理論強調超越人類視覺能力的感知獲取、主動視覺感知計算、自然聲學場景的聽知覺感知與交互環境的言語感知計算、面向媒體智能感知的自主學習等，直接助推了智媒體時代的到來; 三是混合了增強智能理論，該理論研究混合增強智能、人機智能共生行為增強、聯想記憶模與知識演化方法、云機器人協同計算以及真實世界環境下的情境理解與人機群組協同等，為文化創意產業的人機協同創新提供了基礎。

伴隨著互聯網技術的不斷發展，人工智能已從單個智能主體的研究轉向互聯網語境下的分布式AI 研究，而人工智能技術的自主學習能力使其開始具有了一定的人的一般邏輯思維和感應能力，這是人工智能進入文化創意產業領域的重要基礎，即人工智能帶來語義變遷、交互性與文化創意產業重塑。特別是在移動互聯網以及智能終端應用背景下，信息屬性已由知識型向社交型、娛樂型、生活型方向轉變，人工智能驚人、高效的生產和精準的定位能力正在徹底改變文化創意行業的內容生產、平臺分發、用戶消費等鏈條———從會作詩的微軟“小冰”到Facebook 的“DeepFace”、Adobe 的“Sensei”，從意大利的彈琴機器人“TeoTronico”到打敗柯潔并不斷進化的谷歌“AlphaGo”“Duplex”，從登上《最強大腦》舞臺的百度AI “小度”到阿里巴巴的ET 大腦與“魯班”……AI 正在挑戰傳統文化創意與生產流程，重塑文化創意產業鏈。

所以，將AI 作為自主體進行透析并反觀AI 的文化創意創作行為，一方面有助于對人的自主性創新創意的激發與高效率的實現，另一方面AI 創作與審美行為有助于人類思辨人工智能創作行為的技術倫理，從這一層面而言，人工智能與文化創意產業的創新發展已形成互動與博弈。技術是雙刃劍。技術創新總是一種建構性創新與破壞性創新的同行。人工智能在給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帶來契機的同時，也潛含科技倫理、人文主義與“道德過載”等問題。一方面，大數據、人工智能技術在重塑文化創意產業鏈的同時也引發了嚴重的人文主義反思，相比福柯所言“知識序列的崩潰”導致哲學意義上的“人將被抹去”的現實或將更加嚴重，而人工智能未來自我認同的思想系統的形成或將挑戰現實意義上的人的生存; 同時人工智能也帶來了管控難題，必須警惕人工智能的盲目研發。

此外，人工智能系統是否擁有法人資格以及選擇的倫理也引發了爭議，Spilioti ( 2017) 就新媒體環境中的“公共性”倫理問題進行了研究，認為以語言為中心的多語言數字寫作以及互聯網數據挖掘帶來了社會“公共性”倫理的緊張; 且人工智能生成內容在著作權法中的定性問題也亟待理清。另一方面，伴隨人工智能越來越多地介入文化創意領域，“道德過載”( morality overload) 問題開始凸顯。AI 被認定知道得越多，所應承擔的道德責任也越大。本質上，文化創意產業與其他產業最本質的區別在于其精神性和與精神的關系性: 重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人與人的精神關系和精神秩序是文化創意產業可持續發展的戰略思維。在由人工智能主導一系列科技創新與文化創意產業融合的時代，創意空間的人文生態，特別是將以人為本、公正、和諧、可持續發展的價值觀與道德觀嵌入人工智能體系，對于實現人工智能的人文化至關重要。

二、從選擇性介入到全面進入: 基于AI 的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機理

目前人工智能在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領域的應用呈現多元化。賦能性技術創新開始轉化為文化創意的誘發源與載體，內容創新與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融合成為AI 崛起的時代特征。換言之，人工智能牽引創新重點從技術為導向的硬創新演變為以創意和設計為主導的非技術軟性創新。例如在現代視頻游戲的復雜和現實環境中，人工智能的介入成為統一范式，基于AI 的智能角色廣泛分布、應用于游戲的創新活動中。

一方面，伴隨虛擬現實技術、新媒體技術、物聯網、云計算、人工智能等科學技術的加速應用，一系列科技創新已滲透文化創意與設計等諸多領域，催生出新的文化業態、激發了新的商業模式，如創意設計、文化創意( 內容) 、動漫網游、數字出版、移動傳媒等都是典型代表。另一方面，基于人工智能的多目標決策系統可以為決策者提供科學高效的制度創新決策支撐，雖然也潛含了強勢國家數字文化產品的殖民政治問題，但人工智能帶來的新的安全機制與新的內容分發機制，如智能算法、數據挖掘與預測建模等功能將對文化創意內容進行多元反復有序的組合與延伸使用，不斷創新產品形式和動態視覺效果，推動其向更高層次發展。

當然人工智能時代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有其內在的邏輯與演化機理。大數據挖掘與深度學習是弱人工智能在文化創意產業領域廣泛應用的基礎。一方面，人工智能以新技術革新與迭代填充機制實現文化大數據的識別、挖掘、加工與深度利用，挖掘大數據背后潛含的信息與內容，并進行文化價值的聚合、文化資源的高效整合與更新; 另一方面，則利用智能算法處理、仿生識別、深度學習等功能重塑文化創意產業的業態與價值鏈，實現文化創意的精準化、智能化。

此外，人工智能的發展讓人們有更多的“閑暇時間”用于文化精神的消費或高端內容產品的生產。按照凡勃倫提出的“有閑階級”，即從事非生產性質工作的上層階級可獲得大量的閑暇時間，由AI 時代的智能機器人承擔大量耗時、復雜而重復性的工作，從而有更多的時間用于自我學習、更有尊嚴地進行創意與思考。從創新生態演化機理看，人工智能時代，文化創意產業的科技創新演化形成了內生競合、開源交互、群智多元和躍遷演化等四大機理，凸顯出AI 對內生、開放、競合、協同、多元與動態等方面的聚焦和關注( 圖1) 

圖1 人工智能導向的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機理

1.基于AI 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需求牽引的內生竟合機理

大數據驅動、跨媒體協同、群體智能與人機協同等人工智能技術介入文化生產、文化資源分配、文化產品交換與文化消費過程，加快了文化創意產業的業態培育、鏈式創新與更新換代，形成了新的智能化與數字化文化產品、新的運營管理模式與運行引擎機制。

人工智能時代文化創意產業的科技創新是建立在一定的混合智能與群體智能資源優勢之上的，創新主體自身攜帶“創新基因”，并在多資源條件以及從宏觀至微觀等多層次的智能化市場需求的刺激下開展創新活動，正是人工智能讓創新創意變得可達可塑; 而智能識別與服務機器人則使文化藝術創作手段多元化，創新空間無限擴展，各類文化產品通過人工智能后臺數據的精準推送，傳播范圍變得空前擴大; 

與此同時，人工智能牽引各種創新資源要素與多元化創新群落組織高度聚，改變了傳統的文化生產與運作模式，形成一種新型爭合作關系，以實現創新活動的開展和創新價值的創造，并在智能化創新主體“共贏”范式下催生新的文化產品、新的文化服務、新的文化業態與新的運營模式。

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也帶來了數字化顛覆，特別是在參與式時代，伴隨人工智能技術的應用與數字制造技術成本的下降，相互分割、獨立的利潤單元串成鏈式流，構成內容無比豐富、無比密集快捷的數字化、智能化網狀文化創意產業體系; 移動互聯網技術則通過與可便攜終端設備的結合，如智能型植入式營銷服務系統( IEMSS)將創意產業鏈的價值放大化，通過復雜場景感知、人機協同情景學習與混合增強智能的運用，提升創意階層的內容創新水平及效率。同時“內生競合”不僅是人工智能時代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的牽引機理，也是內源化機理。

從人工智能主導的文化創意產業鏈的變遷看，在創意端，AI的深度學習與群智開放功能為信息與內容生產者提供了精準信源，塑造了智能化的創作與想象空間; 在運營端，AI 智能識別能力的增強與大數據挖掘的深度應用使文化創意產品實現個性化、精準化匹配，推動精準傳播實現智能化; 在營銷端，智能算法、人機協同、自主交互與智能化反饋則成為文化創意產業再生產良性循環的保障。

2.基于AI 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資源集聚的開源交互機理

在人工智能主導的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生態系中，創新主體與外界環境之間始終保持著開源創新的姿態，大數據驅動的人、機、物三元協同，不斷進行著機器學習、知識循環、開源開發、智能傳遞，以維持創新活動的開展和資源的補給。

特別是在大數據技術的推動下，網絡視聽、網絡動漫、網絡游戲、移動手游等新興行業正在蓬勃興起，而數字技術帶來了全新的數字創意文化體驗方式與數字化展示載體，推動從內容單一軌道向“技術+內容”的雙軌跨界融合發展。

人工智能技術的開源性也將滿足文化創意產業在云端訓練與終端執行的跨界發展訴求———開源性開發平臺、開源性技術平臺與開源性社區平臺將有助于文化創意企業構建新型產業業態與新型產業生態。

此外，人工智能時代文化創意產業的科技創新頻出，也對文化創意產業全球價值鏈帶來顛覆性影響，特別是以智能數字產品與服務交易為核心的國際貿易新通道的形成，對數字化文化產品和服務開放性的跨境傳播產生了重要影響，意味著人工智能將為我國建構全新的文化創意產業創新價值鏈提供契機。同時，在人工智能牽引的科技創新生態系統內部，各創新主體、創新組織、創新要素之間的產業鏈、價值鏈銜接緊密，形成了智能化為主導的科技創新生態“開放協同”模式。

該模式強調AI 算法為核心的主體依賴、以數據為基礎的信息共享、以人機交互資源為保障的協同利用，不僅保證了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系統內外資源的循環流動，也提高了創新系統內部的創新效率，而感知識別、深度學習、認知推理等可以確保人工智能創新因子在整個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系統中保持高效、持續運作。例如，寫稿機器人通過智能化標注、內容聚類和精準匹配能大大縮短文本與視聽新聞生產與發布的耗時，其包含的多媒構了新聞內容的生產流程。

此外，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主體、智能機器人與文化科技資源之間通過建立開放兼容、開源創新的包含數十億實體規模的跨媒體知識圖譜，使大數據挖掘、知識推演、可視化交互、智能識別與群智融合等各創新要素被編排到共同的關系網上，通過線上聚合、線下交流的形式實現資源對接，形成類似生態系統的一種“擬態聚合”形態。

3.基于AI 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共生要素聚合的群智多元機理

AI 時代的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可看成是一個開展科技創新活動、集聚科技創新資源的協同創新綜合體，它強調以人工智能指引下的人機協同創新活動為節點，在內部搭建文化創新資源信息采集網絡與自動控制診斷系統，實現創意設計與研發的智能化，科技創新資源要素的多元化與創意生產的個性化，提高人工智能對用戶需求和用戶習慣的深度學習能力，并不斷完善和優化創新服務功能方面的能力。

特別是人工智能技術的應用將帶來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平臺在功能上的全新定位，其開放、開源式的“全要素” “集成化”服務平臺具有創新效率高、群智感知協同的特點，這決定了內部功能配備需要具備“群智性”“多元性”。

換言之，人工智能主導下的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生產運作機制建立在群智知識框架之上，既能動態滿足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過程中的知識獲取與要素供給，也能從整體上為文化創意企業在科技創新的不同階段提供混合增強型智能服務。例如，在文化創意產業應用人工智能的初級階段，人工智能技術已實現了大數據深度運算與智能感知應用，以及網絡廣告投放對象的精準定位、投放過程的精準可控、廣告效果的精準可估。

在創新要素聚合方面，人工智能進入文化創意產業的范疇表現為文化創意與生產智能化、運營平臺智能化、文化傳播與營銷智能化( 圖2) ，形成了人工智能主導的創新要素的系統性與多樣性。

一是人工智能+信息文本編輯，即自動寫作與提供資訊服務正在逐漸形成序列的深度學習，并可大量閱讀與思考;

 二是人工智能+內容信源捕獲，基于知識庫和傳感器應用進行內容的精準匹配，通過信息傳播可視化追蹤，實現個性化精準生產、內容創意與個性化定制投放; 

三是人工智能+視聽資源生產創作，通過深度學習實現視聽資源與信息文本的無縫切換，并進行精準創意與創作; 四是人工智能+智能分發與傳播，通過精密算法找準與締結網絡的結構洞，基于大數據在深度挖掘的前提下實現用戶文化需求的精準定位，并將內容精準傳遞到不同文化需求的受眾手中。

圖2 基于人工智能的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要素聚合

4.基于AI 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動態優化的躍遷演化機理

人工智能在推動個性化服務代替標準化服務過程中將促進人類社會進入智能化與精細化社會，并帶來整個社會環境乃至文明程度的質的飛躍，也給文化創意產業的科技創新帶來躍遷。

所謂躍遷( quantum transition) 是指事物從低層次或低級別( 階段) 向高層次或高級別( 階段)發展的過程或現象。

文化創意產業躍遷特指通過與新科技的協同創新驅動，向現代化、智能化文化創意生產體系躍升的過程。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系統的演化主要表現在兩大維度: 對內表現為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主體的壯大、創新功能的提升、創新價值的累積; 對外表現在基于互聯網的群體智能主導下的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規模擴張、創新群落數量衍生以及自主創新生態環境優化等。在內外力量的驅動下，人工智能在文化創意產業領域的躍遷發展到最高階段則是超級智能機器人的集聚，乃至“智能爆炸”，即在文化創意產業及其各個領域的無限擴散化。

人工智能主導的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生態系統持續演進的過程實質上是一個開放、耗散、自我組織、自我完善的過程; 也是人工智能從傳統制造領域向新興的文化創意產業行業對外擴張、對內不斷優化的內外協同、動態演化過程。

人工智能的技術演進效應與技術誘導效應的釋放將引發其在文化創意產業行業規模的不斷擴張，帶來文化創意產業創新生態的重構———文本信息、圖像、音視頻等文化內容的自動搜索與智能拍攝，大數據驅動的群體智能與生產創意決策的智能化，網絡視聽產品與語音服務的智能識別與跨媒體的融合傳播，VＲ 與AＲ 支撐的人機智能交互的文化終端環節的新體驗……不斷刷新著文化創意產業的產品形態與業態; 與此同時，智能化深度學習與群智開放將促使產業外部生態發生變化，帶來資源集聚并倒逼內部功能的優化與提升，形成人工智能助推下的創新升級和動態演化自動升級的協同機制; 進一步的，通過“動態演化” “智能升級”過程實現基于數據驅動、多元融合與人機協同的智能創意經濟形態。

三、建構與躍遷: AI 主導的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能力

人工智能是引領未來產業轉型的戰略性技術，全球發達國家將發展人工智能作為提升國家競爭力、維護國家安全的重大戰略，我國作為文化大國也應在新一輪國際科技競爭中掌握文化創意產業人工智能化發展戰略的主導權，特別是，立足中國文化自信構建與新一輪人工智能發展戰略布局，積極利用人工智能技術打造我國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能力，重構全球文化創意產業價值鏈，積累AI 文化競爭優勢、拓展發展空間，高效保障人工智能時代的國家文化安全。

人工智能在文化創意產業的應用聚焦于計算機視覺、虛擬助理、知識圖譜、智能推薦、自然語言處理、情感感知計算等。作為挑戰乃至淘汰舊技術與舊文化生產體系的AI 成為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的新引擎，在文化創意產業細分行業的應用已成為不可逆轉的潮流。加快培育與壯大文化創意產業智能化水平與科技創新能力，促進我國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的躍升已成為國家重要的戰略導向。

人工智能在文化創意產業創新中的應用是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能力形成的重要參數，即人工智能在文化創意產業各細分行業應用的頻率和應用能力成為AI 時代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能力的重要評價指標。

鑒于此，可將基于AI 的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能力歸結為“三度”: 一是廣度，人工智能進入文化創意產業的細分行業領域，可以衡量人工智能進入的廣度; 二是寬度，人工智能在文化創意產業諸行業的應用情況，可以衡量人工智能進入的寬度; 三是深度，人工智能與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的協同情況，可以衡量人工智能進入的深度。在“互聯網+”時代，需要將人工智能技術作為實現新一輪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的核心助推器，釋放最新科技創新所積蓄的巨大潛能，將其轉化為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新動力，并基于人工智能優勢從國際視野重構全球文化創意產業價值鏈，包括文化生產、文化分配/交換、文化消費鏈，形成文化創意產業各個相關領域的智能化需求，進而催生新技術、新文化產品、新文化業態、新商業模式，實現我國現代文化生產力的整體躍升。

2.人工智能時代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能力構成的“六要素”

人工智能時代，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能力形成涉及技術創新要素、內容創新要素、人才集聚要素、制度創新要素與創新生態要素等一系列內外部要素與創新主體要素之間的良性交互與耦合。

從內部要素看，一是技術創新要素，此為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的源生性助推器。人工智能時代的文化創意產業是科技前導型產業，技術創新是文化創意產業從遮蔽到解蔽過程的必要條件，是激活產業發展的原生性動力。

通過推動技術創新與應用創新的雙螺旋結構，可以提升文化創意產業的競爭力，凸顯技術創新價值實現的本質。一般而言，技術創新分為外生性技術創新和內生性技術創新。外生性技術是指在技術發展進程中出現的新的技術，如互聯網、大數據、AI ( 人工智能) 、AＲ ( 增強現實技術) 、VＲ ( 虛擬現實技術) 等技術都屬于此類; 內生性技術是在現有技術基礎上進行二次創造，是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與轉型升級的主要動力。二是內容創新要素，這是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的內核與根本。

人工智能時代，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主要建立在優質的內容之上，內容創新是立身之本，這包括兩個層面: 一方面是對原有文化資源和文化內容的激活，即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技術提高內容創新的高效性與精準性; 

另一方面是利用文化創新對固有文化模式或范式進行革命性轉型，將內容創新與其他要素融合，特別要發揮內容創新與科技創新的交互非線性關系———人工智能的應用與用戶平臺數據信息的挖掘可以反哺內容生產和創意的優化，建立起內容生產、平臺分銷、用戶消費的非線性關聯的關系網。

三是人才集聚要素，此為文化創意產業創新的創意之本。文化創意產業是以創意性人才為中心的生產活動，創新型人才是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能力構建的重要因素。技術創新、內容創新歸根結底都要回到人才創新。

在人工智能時代，文創人才正是因為有了人工智能的技術支撐，才能利用創意能動性作用于文化創意產業各要素，使其產生全新的價值。所以AI代的文創人才是跨學科的復合型人才———既要了解人工智能的理論與方法，也要掌握文化創意產業的經濟性原理; 既要了解人工智能的技術與應用，也要熟悉文化創意產業的創意性與文化性，還要深諳人工智能與文化創意交融的社會性與法性。復合性AI 創意人才的集聚決定了文化創意業在人工智能時代的發展潛力、未來空間乃至產業發展的高度與層次。

從外部要素看，制度創新要素是驅動與保障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效益的關鍵。一方面，制度創新可為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能力的構建提供規范性規約制度與扶持性激勵制度;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打破了原有的價值體系和文化生產與傳播體系，為了維持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平衡，亟須建立新的制度秩序體系以破解人工智能給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帶來的文化技術倫理以及其他新問題、新情況。此外，創新生態要素是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能力持續躍升的重要因子，是人工智能時代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大環境改善與優化的結晶。一是文化創意產業集群空間的優化，包括眾創空間、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等物理空間是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活動開展與發揮外溢效應的空間載體; 二是扁平化、快速回應的文化科技管理體制的創新是推進文化科技管理方式創新與公共文化服務效率提升的善治，可以營造一個持續激勵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的生態環境; 三是人工智能文化倫理生態的創建，便于形成人工智能應用能力與邊界控制能力的平衡，優化人工智能的文化倫理生態環境，合理評價與定位人工智能在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中的角色和作用，這既是人類智能提升的助手也是在最大化人類的價值，但絕非由此取代人類的角色和作用; 是發揮人的創意和情感到極致，但絕非由人工智能代替人類創意情感，這一點在文化創意產業領域尤為重要。

從創新主體要素看，創新主體要素是構建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能力的基礎。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能力的發展是建立在各個創新主體的合力推動基礎之上的。完整的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能力體系需要從微觀、中觀到宏觀依次發揮文化創意企業的主體精神、文化創意產業園區/眾創空間的載體功能、政府的治理與支撐作用、行業協會的橋梁作用、消費主體的參與作用以及智能機器人的合理介入，以達到全方位、多層次利用創新主體價值為目標，創建一個多元主體聯動的能力體系。

其中，構建科技創新能力的核心主體是文化創意企業，而企業的創新主體是懂AI 與文化創意的綜合性人才。從2017 年7 月美國LinkedIn 發布的《全球AI 領域人才報告》看，全球百余國家人工智能領域的核心技術人才約190萬，其中美國擁有85 萬AI 人才，居全球之首;印度與英國居于第二、三位，中國的相關人才不足5 萬，居于第七位①，這是單純從技術人才而言的; 而復合型、綜合性的AI 文創人才目前更是

短缺，所以我國AI 創新人才的儲備與培育任重道遠。

3.人工智能時代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能力的理論體系

人工智能時代，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在內部核心因素、外部生態因子、核心創新主體等要素中形成了一個由內至外共三大層次要素所組成的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能力的理論體系。

從理論體系內部要素的邏輯關系看，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過程實質上是由一個能級向其他能級跳躍的躍遷過程，這一過程可以帶來創新發展方向、范式、領域等方面的非連續性變化。

就整個理論體系而言，其構成要素的邏輯關系是: 技術創新要素+內容創新要素+人才集聚要素，此為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能力的內部核心體系; 制度創新要素+創新生態要素，此為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能力的外部生態體系; 創新主體要素則貫穿于內外部體系的整個產業演進過程，在文化創意產業生命周期的不同階段起著主導科技創新諸要素發揮促進、支撐和保障的作用( 圖3) 。

此外，人工智能主導下的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的內外部因素通過誘導、喚起、驅動而被轉化為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的內外原動力，但并非替代。 

圖3 人工智能時代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能力理論體系

需要強調的是，學界與業界都亟須考慮人工智能時代文化創意產業創新與人類文化創意之間關系的博弈，考慮科技與藝術、內容與形式的爭論，考慮技術的非理性與人的理性的交互關系，以及人工智能在文化創意產業的應用和人文精神所應扮演的復雜化角色。特別是要關注人工智能在文化創意產業創新中的邊界問題，既要考慮人工智能應用的價值最大化與人的價值最大化，也要考慮人類創意和價值延伸空間的均衡，考慮人工智能帶來的就業結構與社交生態的改變。

此外，在人工智能時代，文化創意產業的創新能力還需要考慮與制度創新的互動邏輯，實現協同創新，共同高效地促進文化創意產業的躍升。試想，如果與人工智能相關的制度創新嚴重滯后或者偏離創新軌道，將對AI 時代文化創意產業的科技創新形成巨大的阻滯。因此，如何發揮人工智能科技與人工智能制度二者協同創新的裂變效應將是關鍵。

4.基于AI 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能力的躍升機制

人工智能時代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能力的構建與躍升是建立在一系列實現機制基礎之上的，主要包括創新能力構成的主體優化機制、創新擴散機制、分類躍遷機制與創新制度支撐機制。

圖4 人工智能時代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能力躍升機制

一是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能力構成主體的優化機制。人工智能時代的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主體包括文化創意企業、行業協會、網絡平臺、政府、文化消費者以及智能機器人等多元主體。人工智能技術帶來的是“創新性破壞”，在塑造更高速的虛擬空間與實體空間交融的同時挑戰傳統的創新主體結構，也彌補傳統創新主體的注意力盲區。

AI 深度學習與創新主體的重新排列組合以及和科技創新諸要素的有機協同，使原有的文化創意創新方式得以重構，形成了立足各創新主體的功能定位與利益訴求，和基于AI 文化創意產業要素協同創新的主體結構圖譜。

AI 時代，創意階層有更多的閑暇時間用于思考人文精神與心靈歸處，致力于更加高端的文化內容創意而非重復性的工作。此外，智能機器人與多元創新主體協同的條件、基準與規則成為建構更契合文化創意產業跨業態發展、擴散、躍遷的新的創新主體發展格局，并通過匹配三驗( 體驗、試驗、檢驗)創新應用實驗與反饋模式，真正釋放AI 為主導的一系列科技創新與應用創新對文化創意產業創新發展的雙螺旋驅動作用。

二是基于人工智能的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擴散機制。人工智能應用文化創意產業的科技創新作為新事物，盡快在短時期內達到創新擴散的目標十分重要。無可辯駁，人工智能導向的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是新模式、新業態與新理念，如何利用互動循環、優勢互補的新媒體融合、大數據事件與結構洞填補，達到傳播與創新效果的最大化是創新擴散的前提條件。

AI 時代的創新擴散機制需要側重融媒介傳播、精準傳播與立體式體驗傳播，同時基于人工智能技術中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擴散的互動機理，挖掘AI 創新擴散的知曉、勸服、決定、實施和確定能力及其對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的反作用能力。

實際上，在人工智能應用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的擴散過程中會遭遇創意主體對主體性文明危機的質疑———按照雅克·拉康的鏡像理論，人的意識感是一個可習得過程，人工智能在創新演化過程中同樣可以通過自我的不斷印證與感知而習得主體身份，從而擠壓人類的生存空間; 同時人工智能的大面積入侵也會給人們帶來對隱私自由與全景式監控的擔憂，并存在機器人主體智能算法誘導與強制負載價值的風險。

鑒于此，如何讓大眾知曉人工智能給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與人類生活帶來的契機與邊界，勸服乃至消除對人工智能的負面情緒與抵觸是實現創新擴散的基礎。三是基于人工智能的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分類躍升機制。

所謂分類躍升主要基于以下三大維度: 第一個維度，基于人工智能進入文化創意行業程度的不同，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躍升的路徑也不同，故主要立足實現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效與產業發展績效可持續性、可延展性的發展目標。第二個維度，基于人工智能時代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能力所處的不同階段匹配其所處階段的精準化躍升機制。

在人工智能創新1.0階段，弱人工智能技術在文化創意產業創新領域的應用強調數據挖掘與識別、深度學習與推理、群體智能決策與預測，提高效率和創新生產模式是弱人工智能階段的主要側重點。

在人工智能創新2. 0 階段，通用性人工智能在文化創意產業創新領域的應用凸顯于智能機器人對人類情感的識別與了解，比如對用戶需求的抽象能力與習得獲取資源的能力，并且有能力改變創意生產流程與人們的消費行為習慣。

在人工智能創新3.0 階段，AI 在文化創意產業創新領域的應用強調超級智能，當其自我意識發展到擁有類似人的創造力時，這一階段的創意與創新活動將高度依賴人工智能。按照卡魯姆·蔡斯( 2017) 的說法，超級智能對人類的態度存在友善、中立和敵對三種情況，確保人工智能對人類積極的善意是關鍵。

從這個層面而言，理清人、創意、智能機器人之間的關系與邊界亟須法制的規范。第三個維度，根據人工智能參與文化創意產業的價值鏈環節的不同，即AI 介入文化創意產品研發與創作環節、AI 參與文化創意產品運營與傳播環節、AI 應用在文化創意產品流通與營銷環節的差異性，提出不同環節應匹配的精準化路徑。

四是基于人工智能的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制度支撐機制。人工智能不僅代表了一種新技術，更是新思維、新模式，人工智能的出現和應用對文化創意產業的影響可以轉化為建構文化創意產業精準治理制度的契機。傳統的文化創意產業管理模式是一種基于應急思維的事后管理與經驗管理，而AI 時代的文化創意產業管理將基于大數據的深度挖掘走向預見性和預警性，強調精準化治理。

所以，人工智能主導的文化創意產業科技創新所帶來的最大風險是人工智能的邊界與倫理問題，其影響也必然會在相應的人工智能技術規則中得到體現，理性合法地推動人工智能不斷持續演進。縱觀全球，歐盟立法建議書呼吁制定“機器人憲章”，強調倫理準則的重要性; 美國頒布的《國家人工智能研究和發展戰略計劃》則將解決人工智能的法律、倫理、社會經濟等影響作為主要戰略方向; 聯合國發布的《機器人倫理初步報告草案》強調將特定倫理嵌入機器人系統。

從我國目前出臺的政策法規看，更多聚焦在產業層面與技術層面，尚缺乏對社會問題與人文倫理的關注。在AI 時代，文化創意產業制度設計需要基于以人為本、公正、和諧、可持續發展的價值觀，對人工智能進入文化創意產業的邊界以及基本性的文化科技倫理做出明確的規定，讓智能機器人在自主決策過程中懂得尊重人類社會的倫理規范和最大化人類的價值，而非替代; 既要明確AI 設計者、生產者、使用者、政府機構與各類組織的道德責任，構建道德責任承擔機制與責任分配機制，又要實現將人文價值嵌入人工智能系統、推動多元主體參與人工智能的倫理治理，這是制度支撐機制關注的第一個重點。

第二個制度創新重點是培養人工智能與人類文化創意良好的交互能力，在跨技術、跨學科的大變革時代，以人工智能新知識為代表的技術本身是市場機制的趨向性體現，也潛含著制度創新的方向，并影響著既定的社會規范、產業格局乃至文化科技倫理，因此需要國家層面出臺一系列鼓勵與支持人工智能良性應用于文化社會領域，加大培育掌握人工智能與文化創意產業跨學科、復合型人才的支持性政策; 出臺培養公民大數據意識與關注數據權利的政策，規范文化企業數據合理獲取與合理使用的相關政策，建構匹配文化創意產業智能化發展趨勢的預見性制度生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