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科學研究離不開研究方法的運用。社會科 學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兩類。定 量研究是指堅持“價值中立”原則，基于實地調查所 獲得的資料、數據，借助數學統計模型工具進行量 化分析和研究。定量研究雖然強調研究的客觀性和 科學性，但是由于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研究對象的 不同，社會科學定量研究難以真正做到“價值中 立”。正如艾爾·巴比所說：“事實上，涉及價值判斷 時，人們很難獲得一致的測量標準。所以科學也很 難平息關于價值觀的辯論?！?/p>

定量研究的有限 客觀性也體現在社會科學研究對定量方法與定性 方法的運用之爭中，并且定量研究儼然占據了上 風。在此形勢下，由于受到中國研究環境、研究制 度、研究水平等因素的影響，我國社會科學定量研 究存在明顯的主體隨從性、過程依附性和結果形式 化等特色問題，問題的產生及其影響需要引起學術 界的重視。

一、研究者的隨從性：科學主義泛化、路徑依賴與標準化操作

從現實觀察來看，目前定量研究方法在中國社 會科學領域的運用正在成為一種主流趨勢。盡管定 量研究論文的數量逐年遞增，但是研究的質量卻參 差不齊，整體研究水平并不高。這不禁讓人反思事 實的背后是否存在一種盲從現象，即研究者不顧自 身能力和研究主題的實際情況，而“紛紛走上定量 化、數學化、精確化的道路”，致使社會科學定量研 究產生研究者的隨從行為。 

應該說，中國的科研環 境為研究者的隨從行為的產生提供了必要的環境。學者何慧麗、宗世法（2015）將中國知識分子的科研 環境稱之為中國知識分子群體的生態場域，這種生 態場域并不是真正依賴于基于根底的、中國人民大 眾的經驗實踐，因此很難正本清源地找到“修身齊 家治國平天下”的安身立命之本，便只能胡亂地找 尋各種憑借，從而滋生助長了一些嚴重問題[8]。如果 撇開個體行為和科研環境，僅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 分析，則可以發現，研究者隨從行為的發生與科學 主義的泛化影響、國際社會科學研究的“路徑依賴” 以及定量研究的標準化操作等有關。

科學主義的泛化影響 科學主義（scientism）是伴隨著自然科學的發 展而興起的一種基于對科學的看法而形成的總體 態度，“科學主義的誕生正是成功的科學的反映，它 使我們不但用科學的原則和方法來研究科學的世 界，而且也使我們用科學的原則和方法來研究人類 的生活世界”。從不同的角度出發，形成了不同的 科學主義定義。斯特馬克總結出了10類科學主義定義。

其中，方法論上的科學主義（methodological scientism）是指試圖以自然科學方法排斥其他學科 先前被認為是核心的方法的方式，把自然科學方法 應用于其他學術學科。19 世紀孔德實證主義哲學 的誕生就是科學主義的典型形態?？茖W實證主義的 普及使得自然科學在近現代逐步建立和鞏固起自 己在方法論上的霸權地位。特別是在社會科學領 域，自然科學方法的運用大行其道，形成了一種科 學主義泛化現象。合理使用自然科學方法對于提高 社會科學研究的科學性和客觀性而言具有重要價 值。但是，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畢竟是不同的學科 研究領域，科學主義的泛化會導致“理性的濫用”（哈耶克著作的副題）—— —對一切事情（包括人的心 靈的成長）加以控制。

（一）科學主義的泛化表現在對“以科學方法為核

心，包括科學知識和科學精神在內的整個科學理論 體系的偏好和崇拜”，“機械分析、經驗證實等科學 方法是最為可靠的，懷疑、批判的精神是真正理性 的精神，所有這些都應推廣到哲學、人文學科和社 會科學領域”。

在社會科學領域，科學主義泛化的 具體表現形式之一就體現在對定量研究的推崇上， 特別是以政治學和公共管理學為例，是否運用量化 研究方法似乎已經成為判斷學術研究是否跟隨研 究前沿的一種標準，即使美國的主流研究學派都推 崇和使用量化研究，以運用量化研究方法為主的期 刊論文越來越多，數量不斷遞增。

在這種總體研究 趨勢下，越來越多的研究者基于利益考量和研究形 勢的需要，被紛紛吸引到定量研究中來，從而產生 一股強大的隨從行為勢頭，將定性研究推至狹小的生存空間，也帶來拉低整體研究質量的后果。

無論是從研究方法還是研究重點來看，目前中 國社會科學研究都還與西方存在較大的差距。鑒于 西方社會科學研究定量研究已經比較成熟，走出了 唯方法至上的盲區，走上了規范研究與實證研究相 結合的道路，結合中國整體研究的落后現狀，學習 和跟蹤西方社會科學研究的新趨勢是必要的。以公 共管理學為例，“在中國公共管理學科基礎還十分 薄弱的情況下，國際化戰略是中國的公共管理學科 迅速提升研究水平和實現超常規、跨越式發展的一 個重要杠桿”。

但是在借鑒的過程中要把握好度， 警惕本土化研究形成對西方的盲從，警覺有人所認 為的“中國當前的大部分社會科學，都屬于‘在中 國’的西方社會科學”的觀點。否則，對西方社會科 學研究趨勢的過度追崇易造成研究者對西方研究 的“消費主義”傾向——中國的一些知識分子以西 方流行社會科學知識及其范式為指導目標，來調節 科研行動的原則、方向，并以之為享受和消遣。更深 一步會導致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陷入一種對西方社 會科學研究的“路徑依賴”，進而引發中國研究者對 國際研究的大規模隨從。這不但會損害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的自主性，“長期以來，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國外，中國研究領域 都以未能形成自己獨立的學術理論為遺憾”。

更為嚴重的可能會影響到國家安全和整體利益。正如鄧正來所說，“知識具有一種‘權力’和‘管制’之‘實 施’的特點”，“那種宣稱擁有普遍性和真理性的社會科學知識不像客觀實證主義所宣稱的那樣只是 反映的或論證性的，也不只是技術管制性的，而更 是建構性的和固化性的—— —這種社會科學知識通 過各種制度化安排而滲透和嵌入各種管制技術和 人的身體之中，并成為人們形塑和建構人類社會秩 序或結構的當然圖景，而由此形成的社會秩序或結 構反過來又強化著它所依憑的那些知識”。

可見， 完全追隨國際社會科學研究趨勢是一種危險的做 法，在學習和引進西方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過程中，我們要明白“西方社會科學之名源于西方資本 主義世界體系發展之實，其‘名’與‘實’有著‘名副其實’的關系”。因此走出盲從誤區，不唯西方研究 趨勢至上，不僅是增強中國社會科學研究自主性的 必然要求，也是關乎國家長遠利益的重要考慮。

（三）定量研究的標準化操作

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對研究者的要求差別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研究方法的運用范圍和發展 程度。定性研究對研究者的邏輯思維能力和理論功 底的要求較高，更注重研究內容的思想性和深刻性，而且對研究主題的政治色彩也有一定的考量，因 此使得好的定性研究成果比較難產，“長期以來，規范研究的方法權威性與公信力都不是那么強烈，加 之規范研究的研究成果若是為學術界公認，一般都 是在大師級的學者那里才能獲得高度的成功”。相對而言，定量研究已經形成了一套標準化的操作 程序，便于研究者掌握和使用；定量研究的數據分 析結果更醒目，也易增加其公信力；現代科研分析 技術支持和軟硬設備愈加普遍和先進，也為研究者提供了便利。

總之，定量研究的標準化和程序化特 點便于研究者更容易掌握，“實證研究在方法闡述 上的成熟、在研究操作指引上的規程化以及在研究 客觀性與可靠性累積的信任，使得愿意使用實證研 究方法的研究者能夠自如地運用”。 因此，越來越多的研究者被吸引到定量研究領域，從而引發研究 者的跟風和隨從行為。需要注意的是，雖然定性研 究與定量研究對研究者的要求有別，但是二者并無 優劣之分，研究方法的選擇最終要根據具體的研究 主題和研究者的專業能力來決定。

二、研究過程的依附性：社會研究中的 政治、利益與倫理

我國社會科學定量研究的問題不僅發生在研 究主體身上，也存在于研究過程之中。從實證研究 過程來看，研究者在調查研究中會受到政治因素、

經濟因素以及倫理因素的綜合影響，正如艾爾·巴比所指出的那樣，“有些研究方法會因為有倫理上 的禁忌或政治上的困難而難以進行”。多種因素干擾會導致實際的調查研究過程難以真正做到 完全的獨立，從而引發各種學術依附現象。研究過 程的依附性會直接影響到研究主題的選擇和數據 資料獲取的真實性，進而影響到分析結果，從而使 得實證研究的質量大打折扣。社會科學研究中的政 治干擾、利益訴求和倫理表現是學術研究中普遍存 在的問題，在中國背景下，這些問題會加劇定量研 究中依附行為的發生。

三、主題確立的政治干擾

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更具抽象性，不能像自然 科學那樣對概念進行全部的量化處理，比如“我們 很難想象對‘公共’、‘公平’、‘公正’這樣內涵模糊、 外延開放的概念進行定量化研究”，這表明社會 科學定量研究的主題是受到一定的限制的。除了受 研究對象自身的限制外，在實際研究中還無法避免 政治干擾。“研究人類的社會行為幾乎都要有政治 因素的參與?！睂W術與政治之間存在微妙的隱 性關系，看似具有獨立性的學術研究其實在各個方 面都有政治的痕跡，“社會學研究常常受到意識形 態的困擾……政治在社會研究中滲透得遠比我們 想象的深遠”。在中國，政治因素對社會科學研 究的干擾隱蔽于對研究主題的確立以及對調研單 位和課題發布單位的依賴上，具體表現為意識形態 控制、數據獲取難和對課題的迎合三個方面

第一，雖然原則上學術與政治是分離的，但實 際上并不是所有的問題都可以進行公開的學術研 究。一方面，國家會按照意識形態標準和國家安全 考慮對社會科學的現實研究主題進行首層篩選和 確認，在此前提下才會以各種研究課題的形式來公 開吸引專家學者的參與。另一方面，研究者也會對 一些政治敏感話題有所顧慮，選擇主動回避此類研 究。因此，雖然課題研究種類繁多，學術氛圍較為自 由，但其實還是存在隱性的政治“禁忌”。政治因素 對學術的影響是一個普遍問題，但因受到模糊概念 的限制和意識形態的控制，實際上可以運用定量研 究方法進行研究的主題范圍進一步縮小了。

第二，在有限選擇的研究主題下，定量研究還 會受到數據信息獲取難的限制。這是因為受到國家 政治體制的制約，有些數據因不公開而難以獲??；有些數據資料因為陳舊過時而影響到數據分析；還 有些數據因“水分”較多或造假而造成信息失真?？傊狈Φ谝皇值恼鎸崝祿畔ⅲ笠幠５亩垦芯恳簿蜔o從談起。因此，在調查研究中，研究者會對 能夠提供真實數據的單位和組織產生依附。 

第三，定量研究中研究者會為了迎合課題的偏 好而在既定的科研項目范圍內，選取具有可操作性 的研究主題加以研究。課題是為了解決不同層面的 社會實際問題而確立的，一般由不同層級的相關政 府管理部門發布。申報課題是研究者開展研究的一 般形式，也是考核研究者的一個重要標準，直接關 系到研究者的實際利益。在中國的科研環境下，開 展調查研究往往需要與政府部門建立關系網，以期 調查研究順利開展，一般情況下，官學合作關系一 旦建立就會得到長期而穩定的維系，但是這在一定 程度上會存在干擾課題申請的公平性并加劇學術 依附現象發生的風險。

四、調查研究中的經濟依附

經濟層面的依附主要從利益的角度來看待社 會科學研究對非學術要素的依賴問題。調查研究中 的經濟依附主要體現為利益訴求、經費需求及成本 考慮三個方面。首先，在我國目前的科研考核體制下，課題申 請和論文發表是考核研究者科研能力的重要指標，會直接影響到研究者的職稱評定、晉升空間、經濟 收入和研究影響力等。相對來說，目前定量研究型 論文更易于發表，在既定的科研考核體制下，多數 研究者會基于個人利益的綜合考慮而對定量研究 形成“青睞”。

 其次，社會科學研究的開展離不開一定的經費 保障。相對來說，“定性研究所需時間和經費相對較 少，定量研究調查范圍相對更廣泛，所需時間和經 費也相對較多”。特別是對大規模的社會調查而 言，由于調查時間長，需要花費更多的人力、物力和 財力，因此，定量研究對研究經費具有一定的剛性 需求。基于研究經費對于定量研究的重要性，有些 課題的定量研究團隊有可能會為了獲得經費提供 者的經費支持而承擔特定的調查研究或者迎合課 題發布者的偏好，而忽略了學術研究本身的價值追 求，即其研究價值是否有利于推動學術研究的整體 發展。定量研究要避免為爭取經費而發生經濟依附 的行為。

最后，對于一個標準的定量研究而言，整個研 究過程會產生較多的成本支出。一般而言，一個完 整的定量研究包括研究設計、隨機抽樣、調查實施、資料收集、數據分析等環節，其中抽樣調查、調查實 施、資料收集和數據分析環節工作量相對較大且繁 瑣，需要借助諸多人力來完成，在此過程中會產生 較多的經費支出。此外，一些具有持續性和關聯性 的定量研究項目會對技術輔助工具 （如 CATI）、數 據分析軟件及新數據或大數據形成需求，購買這些 資源會增加研究的支出成本。如果定量研究所需要 的條件沒有穩定的資金保障，則可持續性的研究會 受阻。因此，為保障定量研究相對穩定的成本支出， 需要穩定的經費支持和保障，在獲取資金支持的過 程中難免不會發生經濟依附行為。

（二）定量研究中的倫理問題 社會科學定量研究遵循實證主義的研究范式， 試圖以“價值中立”原則為指導，努力做到客觀研 究。但在實際研究中，因受價值偏好、人文關懷、人 情世故等主觀因素的影響，定量研究的客觀性和獨 立性會大打折扣。定量研究面臨的不可避免的倫理 問題恰恰也是其依附性的一個重要表現。

首先，完 全的“價值中立”是不可能的，定量研究中的價值偏 好難以避免。在涉及利益和價值問題上，定量研究 至多能夠做到在研究成果的表述中，將價值陳述和 事實陳述分開，但人的主觀能動性和經濟理性使研 究多少帶有價值偏好色彩，“大多數科學家同意，個人情感會影響科學家對研究課題的選擇，即要觀察 的事物以及由這些觀察推斷的結論”。如果研究者將自己的價值偏好或政治取向滲入研究中，則 會干擾研究項目的客觀性和獨立性，這明顯違背定 量研究的原則。

其次，實地調查是定量研究獲取資料和數據的 重要方法。在實地調查過程中，調查者要借助一定 的技巧從被調查者身上獲取信息，但在此過程中往 往會面臨一個反應性難題。調查者要如何應對這 一難題？為了科學研究的需要應該去欺瞞研究對象嗎？研究的科學價值可以抵消對被調查者的人文關 懷嗎？這的確是一個難回答的問題。

艾爾·巴比提出 了兩個重要的倫理原則：自愿行為和對研究對象無害，即應該尊重參與者的意愿，并保護其利益。但并 非所有的實證研究都能做到盡善盡美，有些調查研 究的目的性往往比較強，為獲取資料采取的方式比 較粗糙，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對人文關懷的實際運 用，導致研究過程中有悖倫理現象的發生。最后，在中國的人情社會中，官學關系的建立和維系對于定量研究的順利開展起著重要的作用。定量分析要以數據為支撐，為獲取更多、更真、更新 的數據，研究者往往需要與數據提供單位建立并保 持良好的關系，在此過程中往往會產生一種情感依附，即為保證調研的順利開展，調研組往往積極尋 求與官員建立聯系，并致力于通過情感維系建立長 期的合作關系。

在現實中我們經常會發現這樣的現 象，比如課題組成員如果與政府某部門官員相識， 則往往可以協助其調查研究順利開展。對于這一問 題，鄧正來提出了中國知識界的“共謀”關系概念，這一概念與我們所說的研究者的情感依附具有共 通之處。研究者與官員的“關系”網的建立可以為實 地調查的開展提供極大的便利，從而進一步增強了 研究者對政府官員的情感依附。

五、研究結果的形式化傾向：成果與價值之間的偏離

社會科學定量研究的目標是借助于定量研究 方法來解決社會實際問題。只有當定量研究結果能 夠描述或解釋某些社會問題的時候，研究成果的價 值才得以體現出來。但實際的研究結果是否達到了 預期的目標卻是一個值得檢驗的問題。從宏觀方面 來看，社會科學定量研究本身就存在普遍性的限 制—— —定量研究用嚴謹的形式簡化了現實世界的 復雜性，其對真實世界的反映總會有所偏離，或多 或少會存在研究結果解釋力不強的問題。

就目前定 量研究來看，研究成果與成果的價值之間的偏離相 對比較突出，具有定量研究形式的成果較多，但整 體質量不高，“現在有些原本習慣于搞定性的人員 看中了量化數據說服力更強的優勢，也去搞定量 研究，終因缺乏數學和統計專業知識，其成果仍是 定性的或不倫不類的”。可見，定量研究結果的形 式化傾向比較明顯，具體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研究成果的形式化與解決實際問題的虛 化之間的矛盾 目前社會科學定量研究成果的形式化表現在 有些研究成果沉浸于對定量研究形式的追求上，研 究停留在統計回歸的描述上，缺乏基于因果判斷的 解釋力，造成解決實際問題的成效不足。

通過查閱 社會科學定量研究論文，我們常常會發現這樣的現象，即“國內近年對于同一社會調查項目，常有不同 學者或部門拿出差異頗大的統計數據及分析結果， 其釋義大相徑庭”。這暴露出現有的定量研究形 式化和功利化明顯、研究成果的整體質量不高的問 題。當前定量研究越來越成為影響研究者的研究成 果能否發表、可否帶來實利的“潛在衡量標準”，大量低水平、重形式輕實質的研究成果甚囂塵上，結果造成研究成果空有定量研究之形式而未能實現 其服務于現實的價值。

（二）定量研究分析與社會現實之間的脫節在現實中，我們常常會發現一個問題，即經過 復雜的數據分析之后得出的研究結論卻是非定量 研究的一個基本常識，這反映出定量研究的僵化以 及調查研究與現實生活的某種脫離問題。之所以出 現這種情況，有可能是“在定量分析中，有時候比較 容易陷進資料收集的后勤工作和資料的統計分析 中去，而忽視了理論”。也有可能與研究者的專 業能力不足有關。在調查研究中，研究者有時會進 行選擇性觀測，只收集對自己有用的資料和數據， 并在此基礎上進行分析，如此得出的結論很難反映 調查問題的真實性。而更為關鍵的一點則在于，定 量研究的研究假設和研究設計是否是在對現實環 境的深入了解的基礎上作出的，如果研究脫離了現 實，即使整個研究設計和實施過程都完美無缺，最 終也只會導致研究價值的失效。

（三）研究形式的西方教條化與中國經驗之間 的錯位中國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運用離不開對西方 的借鑒。學習西方研究方法是為了更好地結合中 國本土的現實經驗來解決社會問題。但是，“現在 中國社會科學或從事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的人們存 在的嚴重問題是往往缺少對中國經驗整體的把握 和對中國經驗的厚重感受，過快過早地進入到技 術性問題的討論”。而且，中國的定量研究人才大 多是受到美國社會科學訓練的，其研究成果往往 會帶有西方教條化的痕跡，缺乏與中國經驗的深 入結合，導致中國社會科學定量研究自主性的缺 乏。推動中國社會科學定量研究發展的關鍵在于 “深入到中國經驗本身的復雜歷史與現實，進入到中國經驗的邏輯深處，從而真正地為理解中國經 驗作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