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學書院創始人周曉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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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南京大學高研院十周年慶典時，舉辦了一個“學術伉儷”系列講座活動。周曉虹和夫人朱虹是其中一對嘉賓。周曉虹是社會學教授，朱虹是管理學教授。報告廳擠滿了聽眾。 

周曉虹和朱虹的學術領域有一些交集。比如，消費主義。周曉虹最近出版的一本著作《文化反哺：變遷社會中的代際革命》，就談到了中國家庭代際關系的變化與消費革命的興起。這本書，從萌發靈感到完成，整整用了25年的時間。 

周曉虹調侃，如果讓講究效率的商學院教授來寫的話，可能只要兩個半月，但他認為很值。“從1988年到今天，這么長的時間、這么多的變動，才使議題的討論有了更寬廣的論域。用25年邂逅一個宏大的場面，非常有意義。” 

文化反哺，是周曉虹1988年提出的概念，用來指在急速變遷的時代，年長一代向年輕一代學習的現象。這個詞近年逐漸從學術界走向大眾，已經成為一個流行概念。2010年，浙江省高考作文題目就是從角色轉換談文化反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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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周曉虹的父親從部隊離休，領了一筆服裝費。父親給了他200元，讓拿去買衣服，但規定不能買西裝。在父親腦子里，西裝是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象征。周曉虹當時還在南開大學讀研究生，他背后雖然已經穿上了牛仔褲，但這200元錢卻嚴格接受了“投資人”的決定。

但三年后，1988年的大年初一，父親拿出一套西裝，讓周曉虹教他打領帶。“當時我就震驚了。父親也穿西裝？從來嚴肅的父親，竟然也為此向我請教。”周曉虹立即嗅到一些變化，這成為文化反哺概念的最初由來。這一年，周曉虹寫了《試論當代中國青年文化的反哺意義》一文，第一次提出了文化反哺的概念。

1998年，周曉虹正在專心研究蘇南和溫州農村的比較，寫出了博士論文《江浙農民的社會心理及其近代以來的嬗變》。

這年里的一天，他聽到好友美學教授周憲跟人談電腦，談不過了，使出殺手锏：“不對，不對，我兒子說……”。周曉虹像觸電一樣，立即問旁人，聽到沒，他在說什么？大家并不以為然。 

就是這句話再度給了周曉虹“社會學想象力”。他意識到，文化和知識的來源，判斷對錯的標準，開始從老一代到了年輕一代手上。“《文化反哺》這本書的副標題，‘變遷社會中的代際革命’，為什么是革命？因為兩代人的關系整個顛倒過來了。” 

學富五車的美學教授的論證方式，證明了新的文化傳承方式的出現，甚至預示了一種全新社會的到來。在數字化時代，親代甘愿拜子代為師的現象，是這個急劇變化的世界親子關系“顛覆”的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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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曉虹開始做一些案例研究。最先在南京選擇了7戶家庭，在北京“浙江村”選擇了2戶家庭，做田野調查和焦點組訪談。此時，人們對“文化反哺”的概念，還持“謹慎肯定”的態度。但調查結果出乎預料，幾乎所有受訪者都認為，父母向孩子學習已經是一種十分普遍的現象，“高知”父母也不例外。研究結果讓周曉虹相信：文化反哺這個概念是成立的。 

此后十多年，周曉虹繼續做這項研究。在北京、上海、廣州、南京和重慶五個城市做了77戶家庭的訪談。從食品、器物、行為方式、價值觀等各方面，對文化反哺現象作了全方位的解讀與分析。 

在他看來，計算機是父母人生的“滑鐵盧”，原來“無所不能”的父母開始在計算機面前敗下陣來。手機，也體現了代際溝通的主導權，從上一代轉移到下一代。訪談寫道：幾乎所有父母都承認，在操作手機上，尤其是發短信方面自己極其低能，這構成了他們向子女學習的內容之一。 

文化反哺是當今中國獨有的嗎？

周曉虹認為，中國的特殊性在于，作為一個傳統根深蒂固的國家，經歷了30年的封閉、停滯后，突然劇烈轉型，這種強烈的反差使得年長一代從“至尊”到“落伍”的過程幾乎是瞬時性的。因變遷導致的中國社會兩代人的差異之大是絕無僅有的。

《文化反哺》寫到三分之二，周曉虹被查出患了“腎癌”。他做好了一切準備，結果手術前一天檢查，核磁共振卻發現沒有問題。經歷了一次“生死”，他在書的后記里寫了一段很煽情的話：“爸爸，我終于寫完了。我用我的心血將我們父子因心靈的碰撞激起的一束情感的浪花，開掘成了一條汪洋恣意的大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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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初，周曉虹注意到，在中國市場上，羞答答地出現了第一本以中產階層趣味為定位的《時尚》雜志，其基本主題是倡導中產階層“消費、消費、再消費。”而當時，在大多數人腦中，過度或超前消費仍是一種“錯誤”的觀念。

2001年，“想象力”豐富的周曉虹開始關注中國的中產階級。他是最早提出這一說法的學者之一。2005年，他在北京、上海、廣州、南京和武漢五個城市做調查，為當時的中產階級畫了一副像：月收入5000元，有大專以上學歷，主要從事腦力勞動。他認為，在這五個城市，有12%的人達到這個標準，“現在覺得這個數字保守了。” 

這一調查發布出來，引起一片質疑。幾周后，在Google搜索“周曉虹＋中產階級”，有75400條消息。上海的一位白領把每一筆收支曬到網上：月入7000元，除掉開銷，每月只剩下200元。他質問周曉虹，我也算中產階級嗎！？而國家統計局的劃分標準，年收入6至50萬，也引起了爭議。

“當時人們確實懷疑中國是否存在一個中產階層。”周曉虹感到很疑惑，“改革開放快30年了，為什么很多人對中國存在中產階層持懷疑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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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秋天，周曉虹去印度開會，在德里的一個三星級飯店，跟大堂經理閑聊，問他是不是中產階級。大堂經理的月收入相當于人民幣1000多元，但卻自信地說，of course，I am middle class。接下來，經理的下一句話，差點讓周曉虹驚掉下巴：“你不知道嗎，我們印度是中產國家”。那一刻，他想起了100年前訪問芝加哥的韋伯，而孟買正像當時的芝加哥。 

就是在這一年，印度號稱有7億中產階級。為什么兩國對中產階級的認識有那么大偏差？周曉虹想了很久，發現，中國人對中產階級的否認，可能源于對“middle class”這一詞的誤讀。

“中國人一向很注意這個‘產’，強化了人們對財產多寡的過度重視，而忽視了現代中產階級或者說新中產階級的職業特征。其實中產階級，就是從事腦力勞動的工薪階層，如果不受雇于人，除了自謀生計的個體戶，那可能就是資產階級了。而且由于意識形態方面的障礙，官方多用“中等收入階層”一詞來替代。” 

另外，周曉虹認為，人們對中產階級和中產社會產生了混淆。一些學者寫文章反駁，以中產社會的五條標準作為理由：第一，城市化率達到70%；第二，白領工作者大于或等于藍領工作者；第三，恩格爾系數降到0.3以下；第四，基尼系數保持在0.25至0.30之間；第五，人均受教育12年以上。顯然，對照以上幾條，中國遠遠不夠。

“我顯然不認為中國已進入了’中產社會’。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們的社會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金字塔型’不復存在，但目前還只是一只中間略大、底部更大的‘洋蔥頭’，中國中產階層的成長還面臨許多嚴峻的考驗。” 

周曉虹認為，中國中產階層的存在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盡管它像股市和樓市一樣，多少有些泡沫。但他的態度十分鮮明：一方面，中國中產階層的成長剛剛開始，具有相當的上升空間。另一方面，從不幻想中產階層的成長能夠解決全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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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曉虹曾下鄉插隊兩年。在農村時，他很喜歡寫東西，小說、詩歌都寫，創作熱情很高，在田間地頭宣傳隊要上臺，他五分鐘就能寫出一首詩來。1977年，恢復高考，670萬人參加考試，錄取27.8萬人。周曉虹考取了南京醫學院醫學系。他沒有考中文系，“那時候傻乎乎的，覺得文學家都從醫生出來的，郭沫若、魯迅，所以就想干脆學醫吧，就這么簡單。” 

進了醫學院，他還是“不務正業”，繼續寫小說，鼓搗傷痕文學。年紀稍大，理性漸長，發現當年寫的小說，就像調查報告，已不能卒讀。于是放下小說，研究起社會學。“那時候中國剛剛改革開放，一切百廢待舉，再說我一看那時領頭的又是費孝通先生，我就考到南開去，把自己的一生都改過去了。” 

1990年代，全國上下涌動著一股野蠻的活力，高校教師紛紛下海。1993年周曉虹碰巧到海南授課。先期下海的南開和南大兩所學校的十位朋友來接他，十輛豪華轎車一字排開，讓他隨便挑，想上哪輛上哪輛。周曉虹上了一輛最豪華的車。半路上，十數位武警端著沖鋒槍跳出來，喝到：把手舉起來。朋友說別怕，估計是“出事了”，例行檢查。第二天報紙報道，海口一家銀行被搶走50萬元，打死兩人。

下了車，一行十幾人向燒烤城走去。領頭的朋友拿著磚頭一樣的大哥大，像黑社會老大，兩排女服務員齊刷刷地鞠躬，大喊“請”。朋友說，看到了嗎？這就是金錢的力量。周曉虹現在還能記得朋友當時的表情。

那時，他的月薪是一個月150元，三個人住學校的宿舍里。朋友們的月薪都是5000元以上，還有原始股。朋友說，干脆甭回去了。周曉虹還是回去了。1992年，周曉虹給儀征化纖寫了一句廣告語：“儀征化纖，與世界共經緯”，得到一萬元報酬。后來那句廣告語出現在各地的機場碼頭。當老師能維持興趣，還能掙點外快，過得比較寬裕。朋友的飛黃騰達，沒有給他太多刺激。

“如果換種生活方式能讓掙的錢以幾何級數增長，我也許會放棄興趣；但如果只能以算數級數增長，當然興趣第一。”周曉虹說，“其實商人是社會進步的推動者，我跟他們一樣，只是角色不同，Calling（天職）不同。我在課堂上的滿足感也很強。” 

07

在南大的一次學術午餐會上，新聞系教授潘知常笑言：周曉虹一生最大的遺憾就是沒有遺憾。

在周曉虹看來，遺憾其實是有的。“當你用25年完成一本書，而你又有許多研究興趣時，你會感到以生之有涯對知之無涯，非常悲涼；我一生想寫很多書，而留給你的時間只夠寫兩三本好書，怎么會沒有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