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社會學經驗研究中的一項基本研究方法，個案研究具有悠久的歷史。斯特克強調個案是一個“有界限的系統”。所謂“界限”，指的是個案與其他個案及其環境之間的區別；所謂“系統”，指的是個案之組成部分構成一個相對自成一體的單位。根據研究目的，斯特克進一步將個案研究分為三種類型：一是內在的個案研究，強調研究個案是出于對該個案本身的興趣，而非因為該個案具有代表性或是具有某種特殊性質；二是工具性個案研究，即研究者更多地將個案當作探討某種議題、提煉概括性結論的工具；三是旨在探究某個總體或一般情況的多個案研究。

在人文科學研究中，像內在個案研究這樣只注重對個案的描述，而不追求概括性結論的研究很少——“走出個案”是人文社會科學中對個案研究的共同追求。對于如何“走出”，如何從微觀、特定的個案走向宏觀、一般的總體，成為后來學者爭論與探究的焦點。

早期學者認為，在個案研究中，微觀可以直接上升到宏觀層次，通過考察微觀生活得出的結論可以等同于對整個社會的宏觀認識。因而個案研究方法的意義就在于能夠通過對個別個案的研究，洞察整個社會，探尋出體現人類社會普遍性的規律。但隨著社會復雜性和異質性的增強，微觀的個案研究越來越難以作為認識社會的基本方式。加之建立在統計學基礎上的定量研究，以其精密的計算、無懈可擊的預設，使個案研究相形見絀，個案研究繼續存在的正當性便成了亟待解決的問題。個案研究方法在研究中無法說明自己具有多大的普遍性，而且具有微觀性與反歷史性的特征也使其往往忽略了宏觀因素的作用。個案研究面臨的特殊性與普遍性以及從微觀到宏觀的問題，使得許多學者開始反思個案研究中這一“走出”方式的合理性。在個案研究的發展史上，研究學者對這個問題有四種應對方法，分別是超越個案的概括——類型學的研究范式、個案中的概括——人類學的解決方式、分析性概括以及擴展個案方法。今天小編給大家重點介紹擴展個案研究方法。

擴展個案研究方法是社會人類學曼徹斯特學派標志之一，由格魯克曼首創，是一種通過參與觀察，將日常生活置于其超地方和歷史性的情境中的研究方法。他們不再關注“當地人”應該做什么，而開始記錄當地人實際上在做什么。同時考慮那些發生在時空之中的真實的事件、斗爭和戲劇性場面，展現了規范性描述和日常實踐之間的矛盾，并在追溯這些矛盾時，不僅考慮內在的沖突，同時把宏觀的權力結構、國家、世界歷史背景等因素考慮在內。這種方法具有將某時某地的微觀個案引向宏觀分析的巨大潛能，在學科方法論上影響深遠。

擴展個案研究與傳統個案研究的區別首先體現在研究層次上的差別：傳統的個案研究通常將他們的研究結論局限在他們研究的日常世界的范圍內，無力或者無心顧及廣泛的歷史模式和宏觀結構；擴展個案研究則追求自田野“擴展出去”，它將反思科學運用于民族志，旨在從獨特中抽取一般，從微觀走向宏觀。其次兩者之間的根本區別在于研究的立足點上：傳統個案研究是站在微觀個案的基礎上理解宏觀因素對微觀生活的影響，可以稱之為一種建立宏觀社會學之微觀基礎的努力。而布洛維賦予擴展個案研究的創見，在于立足點的方向轉移——從個別個案轉移到宏觀權力，來說明一般性的社會力量如何形塑和產生特定環境中的結果，用布洛維的話來說，它試圖建立微觀社會學的宏觀基礎。

擴展個案研究方法所解決的問題是：

（1）擴展個案研究方法通過對宏觀、微觀兩方面因素的經驗考察，實現了對問題的深入理解。問題可大可小，資料兼涉宏觀和微觀，分析時充滿了反思性，時時體察宏觀權力等因素對日常實踐的滲透性和影響力。研究者居高臨下地看待具體生活，亦從具體生活中反觀宏觀因素的變遷，通過在宏觀與微觀因素中的往復運動解答問題。

（2）擴展個案研究方法通過研究者立足點的轉移，解決了從微觀到宏觀的過渡難題。

（3）擴展個案研究方法通過理論重構產生了一般性法則。理論引導了介入方式，將處境性知識構造成社會過程，并將社會過程置于更廣泛的背景中。用個別個案來觀照、修正理論，進而產生新的一般性法則。理論重構也是擴展個案方法的目的所在。

（4）擴展個案研究方法解決了傳統個案研究面臨的普遍與特殊、微觀與宏觀的批評問題，穩固了個案研究存在的正當性與意義。

在重建和發展擴展個案方法方面，麥克·布洛維(Michael Burawoy)是當之無愧的當代社會學第一人。布洛維是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社會學系教授，2003-2004 年度美國社會學協會會長。“社會學馬克思主義”的旗幟性人物，始終堅持“階級”分析的視角，主張將階級帶回社會學研究的核心。他通過自己在贊比亞作的一項經驗研究，具體展現了擴展個案方法的應用。

布洛維于1968-1972年在贊比亞進行了為時四年的田野工作。當時贊比亞剛獲得獨立，全國絕大部分人口是文盲，對白人經理和專家的依賴很嚴重。但新政府致力于消滅白人的優先權，開展“去種族化運動”，即所謂的“贊比亞化”。布洛維選擇了贊比亞銅帶省的兩家公司，企圖研究跨國公司面對后殖民政權的應對政策和策略。與贊比亞獨立前相比，在“贊比亞化”運動之后，公司內部雇傭了許多贊比亞人。由此政府認為其“贊比亞化”的政策非常成功，但布洛維卻看到白人與贊比亞人之間的“種族區群的隔離”依然存在。對此，布洛維認為不能局限于用“種族歧視”來分析，還可以從“階級利益”的角度出發，來分析各個不同主體之間的階級利益沖突。

擴展個案研究方法的“合法性”正是在反思性科學模式之下獲得了堅實的基礎。對應反思性科學模式的介入、過程、結構化、重構的四項原則，“擴展”可以具體化為四個操作維度：即從觀察者到參與者；時空擴展；從過程到結構；理論擴展。對該案例也可以從這四個維度展開。

（1）從觀察者到參與者。布洛維是以人事研究官員的身份進入研究現場，他能夠認識到他在從事研究工作的同時，自己的介入也推動了公司的“贊比亞化”。

（2）從時空上擴展觀察。“贊比亞化”深受歷史因素以及身處不同社會空間的各類行動者的影響。政府為了穩定自己的統治地位、獲取銅業的稅收，會支持擁有豐富管理經驗的白人對公司實際管理權的占有。而那些接替他們的贊比亞人，雖然有管理層的職位，但由于白人從歷史中積累下來的“傳統”和“克里斯瑪”要素，已在贊比亞人心中化為“專家”和“懲罰”的象征，他們卻不具備這種合法性。這些贊比亞人接替者只能借助正式的科層權威來“壓制”不認可其權威的下屬，而這些下屬往往是那些白人傾向于雇傭的廉價贊比亞工人。帶來的結果是白人對贊比亞人的支配地位得以延續，贊比亞人接替者和下屬贊比亞人之間的關系卻趨于緊張。而公會是不會挑戰這種隔離，他們關心的只是贊比亞人工人的工資和就業機會，對上層監督者的變動不感興趣。由此種族隔離的社會過程得以再生產。

（3）從過程擴展到結構。布洛維將這種種族隔離與外部宏觀力量關聯起來，通過比較殖民時期的“非洲人進步”和獨立后的“贊比亞化”，以及自上而下的“贊比亞化”和自下而上的“贊比亞化”，他發現更深層的原因是“贊比亞化”受到統治階級的反向制約——他們為了維護自身利益而采取了維持白人地位的措施。

（4）擴展理論。這種宏觀事實的擴展實際與理論擴展密不可分。布洛維突破了傳統有關新興國家的兩種研究模型，借助“階級分析”指出，正是統治階級的階級利益阻礙了“贊比亞化”的成功。同時，布洛維通過該案例的分析重構了法農的階級分析，在對其“生產關系”的分析之外，又補充了“生產中關系”的分析。

最后學者們對擴展個案研究方法的反思主要是認為布洛維在早期并沒有明確回應擴展個案研究中的“代表性”問題，而在晚期，他雖然直面了“代表性”問題，卻對將它歸入到實證科學模式之下的問題予以否認，轉而分析它在反思性科學模式之下對理論重建的意義。這實質上是連同個案研究的整體認知追求也一起拋棄了。這背后其實也反映了布洛維開始認識到由于異質性問題的存在，個案研究即使可以借助理論和宏觀力量進行擴展，也可能不能闡明整體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