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言

社會工作是工業化和城市化的衍生物，也是一種因應社會問題的專業與職業。它主要興起于工業革命前后的英國，繁榮發展于二戰前后的美國。二戰之后，許多發展中國家紛紛效仿和沿引英美（尤其是美國）社會工作模式來應對本國發展中的社會問題。藉此，社會工作逐步開始演變為一種國際性的專業，并被賦予了扶助弱勢群體的專業使命。在這種崇高使命的驅使之下，專業化開始成為許多后發展國家孜孜以求的特質，并吞噬和消解著各國傳統的非專業化助人方式。美國學者詹姆斯·梅志里稱此為歐美專業帝國主義的擴張，他早在19世紀80年代出版的《專業帝國主義：社會工作在第三世界國家》一書中就批判了許多后發展國家追求專業化過程中的盲從現象：“按照歐美模式培養社會工作學生，閱讀同樣的雜志、學習相同的理論和方法，訴諸于同樣的實務模式處理不同的社會問題等”。盡管如此，并沒有阻滯后發展國家對于歐美專業化之路的探求。究其原由主要是許多后發展國家對于歐美社會工作普遍抱有一種“專業理想主義”的傾向，這種專業理想主義逐步滋生出一種“光環效應”。從本質上講，主要還是由于后發展國家對歐美專業化發展路徑和面臨的挑戰缺乏深入細致的梳理檢視。有鑒于此，筆者將以專業化為軸心，聚焦于英美兩國社會工作發展路徑并進一步檢視其存在的問題，即在看到“光環”的同時關注其背后的“陰影”。這種梳理與檢視對于眾多后發展國家，尤其是正處于專業化進程中的中國社會工作發展，是不無裨益的。

英國是工業革命的發源地，也是社會工作專業誕生的搖籃。由于20世紀初社會工作發展重心逐步轉移到美國，眾多后發展中國家唯美國馬首是瞻，有意無意地忽略了英國的社會工作。即便如此，英國社會工作的發展脈絡及其面臨的挑戰對于后發展國家仍具有重要的借鑒價值。眾所周知，英國社會工作肇始于16世紀前后的反貧困工作。在反貧困過程中，政府出臺的相關法令制度與宗教慈善人士建立的各種濟貧機構為社會工作萌生提供了契機和延伸空間，使其經歷了“宗教慈善行為—非專業化—半專業化—專業化—國際性”的蛻變歷程。如圖1，其具體歷史脈絡為，十四五世紀英國新興工業資產階級掀起的圈地運動逐步使農民與土地分離，許多失地農民逐步淪為流浪者。起初，對于這些群體主要由教會實施各種零散性救濟；直到16世紀初，貧民流浪開始發展成為一種規模性的社會問題，單靠教會的零散性救助已經顯得力不從心。因此，政府開始介入并接管濟貧工作，與此同時出臺了一系列剛柔并濟的反貧困社會政策。一方面，禁止貧民流浪，規定有勞動能力者必須工作，對于離開家庭外出謀生者進行收容、鞭笞和強行送回所在教區。另一方面，規定教堂禮拜籌集的各類款項應用于救濟病患和窮人。在此基礎上，1601年，《伊麗莎白濟貧法》（簡稱《濟貧法》）正式頒布，此法一般被學界公認為是社會工作之源頭。《濟貧法》對于社會工作發展的貢獻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正式確立國家對于弱勢群體承擔的社會責任；二是開設“濟貧院”、“習藝所”和“感化院”等救助機構；三是明確區分了“院內救濟”和“院外救濟”，明確要求體力健全者進“習藝所”用勞動換取救濟，老、弱、病、殘等進“濟貧院”或實行院外救濟，孤兒將被寄養或領養。這些措施客觀上催生了一批宗教慈善人士致力于弱勢人群的服務工作，這或許便是英國社會工作者的一種初萌。當然，《濟貧法》本身也存在諸多的問題和不足，如忽略了貧困者的尊嚴和潛能，不同程度地造成了越濟貧貧困者越多的依賴現象，而且加重了政府的財政負擔等。因此，1834年，英國政府在修改《濟貧法》的基礎上出臺了《新濟貧法》，《新濟貧法》規定設立賬目審查制度，廢除院外救濟，實施公共救濟，削減院內救濟水平等。由于《新濟貧法》廢除了院外救濟，院內救濟成為主要的救濟途徑，各種教會和私人福利機構（特別針對老人、婦女、兒童、殘疾人、精神病人等）不斷涌現，不同程度造成了重復救濟和資源浪費現象。為了規范這種無序救濟，1870年，倫敦成立了慈善組織會社，設立“友善訪問員”，訪問員通過入戶調查而實施救濟，并采取一對一和面對面的方式對貧民進行道德教化，使其樹立生活的自信心。不僅如此，友善訪問員還為機構中的病人、老人和孤兒等提供生活服務和精神支持。這些訪問員的服務已經超越了單純的慈善行為，開始模糊地接近于個案社會工作手法，但還缺乏專業系統的理論和技術支撐, 因此還不能稱之為專業社會工作者。

圖 1 英國社會工作的發展路徑圖

19世紀中后期，工業革命引發的貧困、失業、犯罪、酗酒、吸毒和賣淫等社會問題開始持續增多，并呈現規模化趨勢,各種貧民區和貧民窟也相繼出現。受基督教福音派“以實際行動關愛照顧每一個生命”理念的影響，英美開始興起睦鄰組織運動。1884年，牧師巴涅特在倫敦東郊貧民區設立首個睦鄰組織機構——湯恩比館，招募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師生充當志愿工作者，志愿者經過短期培訓后便進駐社區，與貧民生活在一起并建立了良好的關系，他們事先沒有制定明確的工作計劃，只是根據居民的實際需求開展相關服務。湯恩比館的志愿者主要通過挖掘社區資源，倡導互助合作等方式解決居民的問題。這種服務方式與慈善組織會社一對一的道德教化有所不同，是一種依靠小組動力和社區合力解決問題的方式，已經具備了小組與社區社會工作的雛形，因此我們將這些志愿者稱為半專業社會工作者。1895年，英國政府在慈善醫院設立了首位醫療社會工作者，開啟了醫療社會工作的探索之路。此后隨著禁酒運動的興起，又開設了監獄感化工作。1930年，英國從美國引進了精神健康社會工作。1942年，舉世聞名的《貝弗里奇報告》出臺，提出建立由政府統一管理的、普遍的“從搖籃到墳墓”的社會福利體系。這種普遍福利體系為社會工作真正走向成熟提供了平臺，一方面，社會工作者擺脫了資源匱乏、難以為服務對象提供實質性幫助的困境，開始成為社會福利資源的整合者、承載者和傳遞者；另一方面，社會工作者不再局限于物質層面的濟貧工作，開始轉向提供精神和社會層面的服務。與此同時，英國社會工作受到美國社會工作教育的影響，高度融合了心理學、社會學、管理學、文化人類學和實用主義哲學等眾多學科知識，最終走向了專業化和職業化道路。20世紀50年代，英國興起反院舍化運動，主要質疑和批評院舍照顧對服務對象造成的傷害（如脫離社會、依賴機構、喪失自我），在此基礎上形成了讓入院者回歸社會的社區照顧模式。至此，英國實現了社會工作的高度專業化，并致力于與世界各國共同合作，應對貧困、環境惡化、種族歧視、艾滋病等社會問題，邁向一種造福全人類的國際性社會工作。英國社會工作發展歷程之呈現似乎給人一種錯覺，即社會工作在英國的發展是一帆風順的，應對社會問題也是積極有效的，是被社會大眾積極擁護的。事實上，英國社會工作的發展也面臨著諸多的困境與挑戰，飽受詬病與質疑。概括而言，可歸結為“兩種批評三種挑戰”。第一種批評，認為社會工作是政府統治之工具而非真正為民眾服務。1980年代以來，受管理主義思潮和政府行政干預力量的影響，許多社會工作機構開始引入科學和行政管理手段，過多追求社會服務中的短時間和高效率，注重政府責任的承擔，有意無意地忽視了服務質量和以人為中心的原初宗旨。因此，社會工作者也被戲稱為政府控制和壓迫民眾的工具和幫兇。第二種批評，質疑社會工作者對服務對象的傷害。1990年代以來，視覺社會悄然興起，各種媒體信息充斥受眾眼球，英國媒體報道了幾起社會工作者性侵犯婦女和幼童的新聞，盡管是小概率事件，但卻形成一種蝴蝶效應，造成民眾對于社會工作者的普遍不信任與污名化，對傳統社會工作者“慈善友愛”形象造成巨大沖擊。第一種挑戰是，如何保持社會工作的福利性。一般而言，英國社會工作者大都隸屬于地方政府服務機構（SSD），各種公共服務主要由地方政府社會服務機構提供，而私人與志愿服務機構僅在有限的幾個領域內服務。1990年代以來，受新自由主義思潮影響，政府為緩解財政壓力而陸續推行社會服務市場化運作機制，鼓勵私人服務機構進駐公共服務領域，形成多種制度混合的社會服務模式。這種社會工作服務進入市場競爭的做法可能會提升效率，但也會使福利行為某種程度上變異為商業行為，這成為社會工作面臨的重要挑戰。第二種挑戰是，社會工作解決問題的實際效果受到質疑。受后現代主義思潮影響，當前英國社會工作傾向于采用“制度——結構”框架來審視和解釋社會問題，即認為，種族、性別、年齡和殘疾人歧視等社會問題的形成雖然與個人因素有一定聯系，但根本上是由資本主義制度和社會結構造成的。因此，社會工作者應致力于改造宏觀社會制度與結構，而非開展徒勞無益的微觀社會服務。藉此來看，多數社會工作者從屬于既有制度之內，在實際工作中如何將制度結構的解釋框架操作化并有效解決社會問題是其面臨的重大挑戰。第三種挑戰是，社會工作者如何在服務中維持傳統的家庭屬性。家庭的本質屬性是一個具有爭議的議題。傳統上，無論是家庭組成形式與功能抑或成員權力、義務、分工都是既定的，然而，這種傳統受到激進女權主義者和同性戀群體的挑戰，他們倡導“后家庭價值觀”，反對把女性作為想當然的家庭照顧者，反對固有的個體對家庭的犧牲與承擔，倡導家庭的組合形式可以多元化，既可以是男女同性家庭，也可以是未婚同居家庭，還可以是丁克家庭等。這種倡導對社會工作者形成巨大的挑戰，因為個人與家庭是社會工作的重要服務領域，社會工作有時需要持守傳統家庭價值觀，倡導家庭的功能、個人的角色、家庭成員之間的承擔及其對家庭和社區中的病人、老人和殘疾人的責任等。這些與“后家庭價值觀”又相抵觸，從而成為英國社會工作者未來面臨的嚴峻挑戰。

社會工作初萌于英國，繼而輻射和延伸至美國，再以美國為中心向全球擴散。美國社會工作歷經了百年專業化進路，形成了統一的倫理、系統的理論、標準的教育和實踐模式，實現了高度專業化，最終成為世界各國社會工作之模板和典范。臺灣學者李增祿認為，美國社會工作主要經歷了非專業化、初步專業化、高度專業化、超越專業化和挑戰專業化等五個階段。以此為依托，筆者作進一步的闡釋和拓展，并對美國社會工作面臨的困境與挑戰作相應的探討，如表1。

20世紀60年代，美國的高度工業化和城市化導致其社會結構急劇變化，宗教信仰和價值觀受到沖擊與挑戰，家庭倫理與道德開始瓦解，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盛行，各種社會問題不斷凸顯，如貧困、失業、酗酒、吸毒、自殺、犯罪、賣淫、未婚先孕等。此外，各種社會運動不斷，如反越戰運動、女權運動、黑人運動和性解放運動等。這些復雜的社會問題相互交織，使美國社會某種程度上處于一種失序狀態。對此，單靠微觀的個案社會工作已經不能解決問題，還須借助于中觀的小組和社區社會工作，更需依靠宏觀的社會政策、社會行政和社會保障等綜合性救助措施。由此不難看出，這些方法已經超越了社會工作專業而進入一種綜合性社會服務層面，我們稱之為超越專業化。

美國社會工作運作在一個復雜的社會系統中，這個系統包括公共部門、非政府組織、志愿者組織和營利利性組織等。在美國文化中，個人的社會需求通過自身、家庭和市場等多元系統獲得滿足。公共部門、非政府組織和志愿者組織被視為一種補缺型福利，當個人和家庭不能滿足個人需要時才起作用。此外，當個人和家庭面臨嚴重意外事故時，親戚、鄰居、教會和社區等非制度性支持網絡也會發揮救助作用。這些服務系統構成一個安全保障網絡，使美國社會工作處于一種良性運行狀態，較之其它國家具有絕對的優越性。然而，這并不意味著美國的社會工作是完美無缺的，它也有自身的問題與不足。20世紀末，福利國家的改革對美國社會工作產生了重大影響，隨著私人贏利部門的不斷增加，政府財政削減了福利經費預算，公共服務部門雇傭的社會工作者逐步減少，致使專業化的社會服務受到影響。這些舉措對于志愿者組織和贏利機構也間接形成挑戰，一方面，公共部門專業社會工作者開始縮減，導致志愿者面臨各種新的工作壓力和挑戰；另一方面，盡管贏利部門的增加為社會工作雇傭提供了更多崗位，但其對于利潤的追求遠勝于對于專業責任的承擔。此外，私人社會服務增多帶來繁榮的同時也意味著服務的市場化競爭，市場化運作中的管理主義不僅削弱了社會工作者的實踐自主性，也影響了當事人所能選擇的服務種類。由此可見，社會工作引入私人服務改變了其傳統上對于貧困和受壓迫者所持的責任和使命，私人部門的工作者關注自己的利益勝于關注弱勢群體的利益。在此方面，美國相關研究已經表明，私人服務部門在反貧困和維護正義方面相較于公共機構，較少秉持專業社會工作價值理念。

美國社會工作面臨的問題直接影響到社會工作者專業功能的發揮，如在收入水平、工作條件、實踐效果、未來角色和職責等方面的影響。不僅如此，自尼克松政府伊始，受科學管理主義的影響，社會工作開始強調干預的有效性和科學評估，成本效應被應用到私人機構、志愿者組織和公共服務部門，導致社會工作機構注重服務數量大于服務質量，研究領域重視學術論文發表多于具體服務。尤其值得關注的是，無論是公共部門還是私人部門，其專業化水平都有所下降。公共部門以往對于社會工作任職資格的苛刻要求逐步被簡化和取消，取而代之的是沒有受過專門訓練的福利人士，這不僅導致了專業標準的降低，而且影響了服務的實際效果。在私人福利機構，雇傭者難以聘用到專業社會工作者轉而雇用一些專業水平較低的咨詢者，如婚姻和家庭咨詢者、藥物濫用咨詢者和康復咨詢者等。這種社會工作的非專業化侵蝕了傳統社會工作的功能與角色，對美國社會工作形成巨大的沖擊和挑戰。

美英同屬一個語系，都是工業化和資本主義發展較早的國家，共同倡導和秉持基督教精神、人本主義、自由主義和科學理性等(這些都是社會工作的哲學基礎)。雖然兩國在社會工作理解和側重方面存在著細微差異，但絲毫不影響其相互借鑒、彼此攜手邁向高度專業化的大趨勢。不僅如此，以美英為代表的歐美文化價值、政治主張和經濟發展在全球社會具有絕對優勢，英美社會工作在國際社會工作組織中也具有相當的話語權，其未來的國際化路線也日趨明朗。由此，美英社會工作專業化的特質被推向了一個極致，這也成為包括中國在內的眾多社會工作后發展國家追求的目標與指向。在這樣一種“光環效應”的助推之下，“多、快、好、省”的“大躍進式”社會工作發展方式似乎已經成為常態。誠然，專業化亦或正在推進的國際化本身并無可厚非，然而盲目的專業化即是一種“專業理想主義”，勢必導致社會工作的“麥當勞化”現象。因此，我們必須持守一種批判反思的理性精神，去檢視美英社會工作發展路徑與面臨的挑戰，發現其繁榮發展背后潛藏著的危機。只有厘清英美社會工作的專業化路徑，我們才有可能更好地走向專業化；只有深諳英美社會工作的短板與不足，我們才可能規避其專業化“陷阱”而順利走向本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