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今年正值《社會學研究》創刊30周年。社研微信公眾平臺特設“社研30年紀念專題”，包括“審稿人篇”、“作者篇”、“編者篇”等專欄，分別推送由本刊審稿專家、作者、編者撰寫的原創紀念文章。歡迎關注。

吳愈曉

【作者簡介：吳愈曉，廣東河源人，中國人民大學學士（1996），北京大學碩士（1999），美國西北大學博士（2006），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博士后研究員（2006-2008）。曾在山東大學社會學系任職（2008-2013）。現為南京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副院長。兼任中國社會學會社會分層與流動專業委員會副理事長。主要研究方向為社會分層與流動、教育社會學、性別與勞動力市場。在《社會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和《社會》雜志發表論文12篇。并在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s,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和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等英文雜志發表過學術論文。】

今年是《社會學研究》雜志（以下簡稱《社研》）創刊30周年。承蒙編輯部厚愛，邀請我寫一些文字，談談我與雜志之間的故事。因為這份雜志與我個人的學術成長和職業生涯關系密切，所以我滿心歡喜接受了邀請，剛好可以借此機會回顧并梳理自己與這份社會學旗艦雜志之間的“緣分”，也分享一下我的研究心得。

《社研》在我國社會學界的地位無須贅述。其實在很長的一段時間以來，甚至在我讀博士期間，《社研》在我心目中都是難以企及的高峰，所以一直沒有勇氣投稿。直至2008年我結束了在香港科技大學博士后研究工作進入山東大學社會學系工作之后，才開始向《社研》投稿。從2009年我發表第一篇《社研》文章開始到現在，我一共在《社研》以第一作者或獨立作者的身份發表了5篇文章。由于我文章的產量較低，因此《社研》是我目前發文頻率最高的雜志。

回憶我在《社研》的投稿和發表經歷，總體而言可以用“比較順利”來形容。我發表的前3篇文章基本上是一舉中的。后來投稿的2篇文章經過了2輪的審稿修改過程后也最終發表。雖然看似順利發表，但研究、寫作和修改過程中的艱辛，可能只有我本人和合作者能夠深刻體會?；叵肫饋恚杏X自己投給《社研》的每一篇稿子，都幾乎是傾盡自己的心力，從想法的產生到成稿投出，每篇文章耗時都超過一年，有的甚至超過兩年。幾乎每一篇文章，都是完成初稿之后先發給同行朋友審閱，并參加學術研討會，得到回饋之后不斷修改，然后才敢投出。粗略算過，我投給《社研》并成功發表的所有文章，從立意到見刊，平均每篇花費的時間都超出2年。

我在《社研》發表的所有文章，都是使用定量方法做研究的。《社研》編輯部發給我審的稿子，也都是使用定量方法的。另外，我在學校給本科生和研究生開設定量研究方法課程，也曾在國內多個“定量方法暑期班”和“方法研討班”擔任過定量方法和數據分析課程的講員。因此，將我定位為一個“定量方法”研究者，我當然不會有異議。但其實我是有一定的定性研究訓練背景的（由于訓練時間不長，功力很淺）。1996至1999年期間，我在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攻讀碩士，跟從導師楊善華教授學習參與觀察和訪談的研究方法。在碩士的三年時間里，我跟隨楊老師到河北、上海、江蘇、浙江、四川等多個地方的農村地區進行實地調研（直到現在，當年的實地調研經歷和場景仍然歷歷在目），使用獲得的田野調查資料完成碩士論文并發表過學術文章。后來到美國讀博士期間，我也非常認真地修習了一門定性研究方法的課程。但是，在博士一年級我修習了Arthur Stinchcombe教授（美國西北大學社會學榮休教授，著名社會學家，在理論、方法論以及組織研究等諸多領域都有很高的造詣。他提倡方法多元主義，其本人使用歷史比較方法、定量方法、民族志方法和實驗方法從事過多項有代表性的研究）的方法論課程和李博柏教授（目前在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任教）的定量方法課程之后，對定量研究方法產生了非常濃厚的興趣。剛好我的博士指導老師Paula England教授（目前在紐約大學任教）也是定量分析方法使用者。因此從博士階段開始，我的研究方法訓練的重心轉向定量方法。但是這種轉向并不是否定定性研究方法，我仍然喜歡使用定性方法做的研究（包括人類學的研究），對使用定性研究學者也心懷敬意。更為重要的是，回顧我的“定量研究”歷程，發現其實我所做的每一篇定量研究論文，其實都有很多“定性”的元素，雖然這些元素不一定出現在正式發表的文本中，而是存在于文章幕后的每一個研究階段或環節當中。

舉一個例子，我發表在《社研》2010年第2期的“家庭背景、體制轉型與中國農村精英的代際傳承”一文，其立意和研究的緣起可以說是來自“定性”的觀察和經驗。我小時候曾經生活在農村，后來當我回村探親的時候，經常聽到關于那些“成分不好”家庭的孩子的勵志故事；另外，我碩士期間到農村做田野調查的時候，也聽到過類似于“地主老財的孩子又回來了”的傳聞。這激發了我探究關于“舊精英”（新中國成立之前的農村精英）和“新精英”（新中國成立之后的農村精英）的代際流動模式的強烈興趣。通過分析抽樣調查數據，我發現無論是舊精英還是新精英，其后代在改革開放以后都確實更可能獲得精英職業（地位），即精英再生產。但數據分析結果還顯示這兩類精英再生產的路徑并不相同，舊精英的后代更可能在體制外的經濟領域獲得成功，而新精英的后代更可能在體制內獲得成功。為了印證這一定量分析結果的可靠性，我還使用了“定性”的方式進行了“再調查”。例如，我詢問（面談或電話的方式）了一些有農村生活經歷的同事或朋友，請他們根據自己村莊的實際情況，看看我的統計結果是否令人信服（所幸的是我確實得到了較肯定的答復）。另外，一篇好的研究論文，還要回答“為什么”的問題，需要對觀察到的規律或變量之間的關系提供一個理論性的解釋。我在文章中借鑒了“文化資本”理論并提出了“精英文化的代際傳承”這一概念來解釋上述的經驗發現，除了受到撒列尼（Ivan Szelenyi）1988年出版的著作Socialist Entrepreneurs: Embourgeoisement in Rural Hungary的觀點啟發以外，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因為我研究和寫作過程中楊善華教授跟我分享的關于中國東部某省私營企業主訪談的案例。楊老師提到他和他的團隊在訪談私營企業家的時候，發現很多私營企業主最初并不想自己的孩子走自己的道路，而是希望他們進入體制內就業，但最終事與愿違，大多數私營企業主的孩子最終還是“繼承衣缽”。楊老師總結這些案例時提到“這些孩子在社會化的過程中，已經接受并歸順了這種企業經營文化或職業規范”。楊老師的定性研究發現以及解釋對我這篇文章理論觀點的提出有很大的啟發。我傾向于相信潛移默化的“文化”因素在農村精英地位的代際傳承過程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是我國農村精英再生產的社會機制。總而言之，我這篇形式上較為典型的定量研究論文，其選題、驗證和理論解釋等重要的環節，處處都有“定性”的元素。

實際上，除了上述這篇文章，我發表在《社研》以及其它雜志的所有定量論文，在選題、論證、數據分析和結果解讀等多個環節，其實都有“定性”的過程存在。首先，多數情況下，啟發我的研究選題的，往往是我親歷的、看到的或聽到的“定性”事件。例如，我對教育問題的興趣，是因為我出生在一個教師家庭，而且長時間跟隨父母生活在中學校園里面，親歷或目睹了很多與教育有關的事情。其次，在對抽樣數據進行統計分析之前，或者在數據分析結果出來之后，我通常會使用定性的方式（如對朋友或鄰居進行非正式的訪談）做一些探索性的研究或驗證工作，試圖通過（額外的）不同類型的證據來增強我對統計分析結果的“信心”。第三，即使是數據分析（模型估計）這個較“純粹”的定量方法環節，其實都有“定性”的成分存在。例如，統計模型中加入哪些控制變量，加入之后核心自變量系數發生了什么的變化以及變化的原因，等等，都需要研究者不斷回到我們回到現實的社會場景，從現實社會尋求依據，而不是僅僅從教科書或統計結果來進行判斷。我認為這些過程其實往往是“定性”的。

說這么多，我真正想表達的是，如果社會科學研究目的是為了讓我們深刻理解我們的現實社會并建立理論解釋的話，不同類型的“證據”和研究方法其實并不是對立或相互排他的。相反，這些不同的方法或證據類型在同一項研究的過程中往往可能是融合在一起的，即使我們的文章最終以一種方法及其相應的研究范式呈現出來。我認為社會學這個學科最大的特點就是研究方法的多樣性，我甚至認為這是這門學科最有魅力的地方。由于訓練背景、研究積累和研究范式差異等諸多原因，大多數研究者通常很難在同一篇文章中同時（并列）使用兩種方法（雖然現在很多學者提倡“混合”方法），但正如我在前面說過，一篇以“定量方法”方式呈現出來的文章，其“幕后”可能有許多“定性研究”的過程。

在定量研究方法課堂中，我經常跟學生們說一項優秀的定量研究除了統計知識和數據分析技能的堅實訓練之外，需要直面兩個“黑箱”。一個是“遺漏變量”黑箱，即統計模型的“內生性問題”。因為社會現象紛繁錯雜，總有一些想不到、觀測不到或無法測量的因素不能放在回歸方程中（因而全部歸在誤差項里面），如果這些因素與自變量和因變量有關，那么核心自變量就是一個“內生變量”，其估計結果是有偏誤的，即自變量與因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存疑?？朔壬缘姆椒ê瓦^程基本上是“定量”的，我們可以通過修習并應用各種克服內生性的計量模型來達到目的。但是，即使我們在統計方法上做到最好，最大限度地克服了內生性問題并驗證了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我們仍然需要面對另外一個“黑箱”，我稱之為“社會機制黑箱”。即為什么兩個變量之間有關系？這種關系之間的社會過程或作用機制是什么？只有揭示了機制，我們才能擴展已有的理論或建立新的理論，而因果關系本身并不能代替社會機制。很顯然，要揭示社會機制，僅僅“定量”過程是做不到的，除了需要理論素養、想象力和邏輯推理能力之外，還需要研究者回到現實的社會場景，不斷與現實社會互動。這個過程，我認為更多是“定性”的。根據我自己的體會，這其實是一種形式的“移情”，即從模型呈現的“社會事實”移情到我們所身處的真實社會中來，并根據現實社會的邏輯來理解和解釋數據分析的結果。只有這樣，定量研究中的方程式和數字才能鮮活起來，通過數據講述的故事才有韻味。楊善華教授指導我做定性研究的時候，經常強調“實感”和“移情”的重要性，而現在我也發現，做定量研究同樣需要“實感”和“移情”。

總而言之，根據我研究的經歷和體會，我認為好的定量研究是不能缺乏定性的元素的。雖然我使用定量方法寫文章，卻有意無意地保留了一些定性研究的習慣。跟別人聊天的時候，經常會下意識地對自己想了解的問題進行“無結構訪談”。另外我也相信，在理想狀態下，如果測量工具足夠先進，數據資料足夠豐富而且真實，分析定量數據同樣可以再現研究對象（個體或社區）的原貌，讓研究者有身臨其境的感覺并探討事件的過程或意義。因此，我傾向于同意加里?金（Gary King）等人在《社會科學中的研究設計》（陳碩譯，格致出版社2014年）一書中的觀點，認為定量和定性研究“之間的差異僅僅體現在研究風格及具體研究方法的差別上。其實，這兩種研究的框架的邏輯是相同的……兩者所依賴的理論、制定的研究設計及搜集的數據都是不完美的?！蔽乙舱J同應星教授所說的“社會學的學術分層既不是量化研究和質性研究之間的分層，也不是理論研究與經驗研究之間的分層，而是會做研究和不會做研究的分層。”（參見應星：《社會學敘事的韻味與界限》，”社研30年“作者篇之七）

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社會科學界抽樣調查數據的收集工作突飛猛進，可供社會科學研究者使用的高質量數據越來越多。與此同時，定量研究方法的訓練（包括大學里面的課程設置和各種定量方法暑期研修班）也不斷發展。使用定量方法做研究的學者越來越多，發表的定量研究論文數量越來越多。當然，我們也看到，近年來關于兩種方法的爭論也越來越多。不同的研究者在研究方法的選擇和價值取向方面有差異，但是我們可以發現《社研》作為社會學領域的旗艦雜志，對使用不同研究方法的文章都能包容并尊重。根據粗略的計算，2015年《社研》發表的研究論文當中，定量和非定量方法的文章基本上是一半對一半。我相信這種兼容并包的辦刊理念，對雜志本身、作者和讀者甚至是社會學學科的發展都是一件幸事。值此《社研》創刊30年之際，我感謝這份雜志對我的肯定和信任。我衷心祝愿《社研》越辦越好，與其它優秀雜志一起，帶動我國社會學研究水平的不斷提高。